作者：王怡
从书籍到电影，有些改动可以理解，对毛姆的时代来说，《面纱》中的英国医生费恩夫妇到中国来，落脚点一定是香港才有吸引力。今天的好莱坞改成上海，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有些你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了，当年的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在西安开设“八福客栈”。二战中她撕毁英国护照，以中国公民身份只身带领 80多个孤儿，沿路乞讨，徒步 300 多公里，成功地把他们送往非战区。1949 年后她去了台湾，继续收养孤儿。1958 年，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了这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八福”之名，来自基督耶稣“登山宝训”中的“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这部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电影，却莫名奇妙地把片名改成了《六福客栈》。
毛姆对中国的热爱，也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当年到武汉拜见辜鸿铭，辜老夫子端起来的傲慢，至今仍令许多人心花怒放。毛姆问，英国的哲学家如何，答曰，不过是一些被体制束缚了思想的人罢了。又问美国的实用主义，夫子顾左右而言他，“我喜欢美国的石油，胜过美国的哲学”。深浅不露，一语惊退英国文豪。林语堂晚年在他的自传《信仰之旅》中，复述了这一段落之于思想史的意义。上个世纪 2、30 年代，史称“粉红色的年代”，西方世界落入历史上最大的破口。在灵性上，教会与信仰的衰微无力抵抗世俗文化的洪流。古老的诺斯替主义死灰复燃，借着理性主义的西风和东方式的玄思冥想，成为知识分子抗拒虚无的一个“想象的乌托邦”。在社会层面，大批左翼知识分子抛弃了古典的自由主义，从粉红到朱红，一路走来，在各种现代极权主义面前放下身段，软下腰去。
毛姆的小说，几乎就是前一种趋势的集大成者。他的童年在坎伯雷特度过，基督信仰在异教化的欧洲文化里沉浸得太久，也被世俗化的教会把持得太久了，某些地方就蜕化为一种偶像崇拜。在毛姆的自传性名著《人性的枷锁》中，那个小孩子恒切地为疾病祷告，却没有成效。他从此对信仰失去信心，也对道德失去了尊敬。生命的怨恨从此要自己设法解决。对毛姆来说，一旦舍弃了基督教教义，信仰就成了一个东方情调的神秘主义之旅。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他描写高更从世俗的生活中逃离，最后在岛上找到了离群索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灵性生活。就像可爱的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逃婚一样，一旦彼岸失去了意义，连进入此岸的勇气也失落了。在《刀锋》中，毛姆再次以哲学家维特根斯特为原型，回到诺斯替主义的路子，认为唯有透过某种神秘主义的哲学与智慧，才能重返生命的意义。放弃十字架上的拯救，向东方寻找佛禅道的逍遥与灵智。是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股潜流。难怪中国读者爱毛姆，不是无缘无故的。
牛津大学的 C·S·路易斯，童年时也有过类似的宗教体验。路易斯 8 岁时，天天跪在床边为患癌症的母亲祷告，但母亲还是去世了。他听着走廊上人来人往的脚步，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家人的应对忙碌似乎抵销了忧伤，这个男孩感到他被抛弃在一个没有母亲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路易斯的信仰磨灭了。直到 30 年后，他与《魔戒》的作者托尔金结识，重返信仰。他承认自己幼年不过是把上帝当作了魔术师，既无敬畏，也无爱神的心。不久他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女人又患上癌症，路易斯跪在病床前与她举行了婚礼，三年后他的妻子乔伊去世。在路易斯的传记电影《影子大地》的末尾，有一段独白。他一个人行走在田野，说：
为什么要爱，如果失去时如此痛苦。除了我曾活过的一生，我没有其他的答案。这一生我得到了上帝给我的两次机会，一次作为男孩，我选择了安全；一次作为男人，我选择了承受。如今的痛苦，是昔日幸福的一部分。这就是那个人生的约定。
路易斯从一个偶像化的童年信仰里，仿佛蝴蝶脱茧而出。从此跟随那个古旧的福音，没有随着时代的风潮起落，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他的演讲也很敲动人心，二战伦敦轰炸中路易斯在 BBC 的系列广播《真实的基督教》，令无数英国人在生死患难间认识了真正的“八福”。
毛姆的时代略早于路易斯。但他的天才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天才。路易斯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前面，毛姆却走在海明威的更后面。
爱情的虚妄，人性的荒凉，使一切甜言蜜语都蒙上了面纱。《面纱》是毛姆后期企图回归信仰的一次尝试。他把残酷的爱情放入一个霍乱时期。虚荣造就了凯蒂的婚姻，偶像化的浪漫爱情又将她推向情人的床笫。她丈夫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不动声色地为偷情的妻子关上门。但有一天忽然摊牌，说要么离婚，要么和我一起去中国的霍乱疫区。
到此为止，这句话就像对婚姻的终审判决。背叛、苦毒，和硬着心肠向深渊的坠落。爱情到此，人生聊胜于无。凯蒂满怀盼望去找她的情人，却绝望的回来。一对“爱比死更冷”的夫妇，像奔赴各自的丧礼一样奔赴江西。谁料想这一人的尽头，却成了拯救的起头。一场霍乱终于拯救了凯蒂的爱情，就像母亲的癌症拯救了路易斯的信仰，二战拯救了整个欧洲的命运。费恩从表面看，差不多就是另一位白求恩。一个对生命和婚姻都万般死寂的人，却在修道院中废寝忘食地救助陌生的霍乱病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可能，伟大的背后是怨恨，牺牲的背后是冷漠。当人说为什么一个行善的“好人”，灵魂却不能因他的善行得救；那么看看费恩吧。我们看见人的行为，唯有至高者察验人的心思。当乡民们将这位外国医生看作救苦救难的菩萨时，费恩每一秒钟都活在他的地狱里。
凯蒂也感到了他丈夫的伟大和漠然，但她说，“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品德高尚就爱他”。这话极具穿透力，我起初当作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版本，就如我们立志行善，却偏偏爱上了恶。但我发现凯蒂是对的，原来连爱情也只能“因信称义”。对爱情来说，费恩一丝的内心苦毒就足以摧毁他一切的高尚行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既不能在上帝那里赚得救赎，也不能在妻子那里赢得爱情。
真正为荒凉的婚姻带来拯救的，是那一间乡村的修道院。主持者是一位出身名门的法国修女，令我想起 1944 年的另一部电影《天国之钥》。格里高利·派克主演一位辛亥革命前后来华传教的苏格兰牧师。电影中那位在浙江乡间度过一生的修女，也出自普鲁士望族。2007 年是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英国的马礼逊来华200 周年。回顾百年基督教史，这部国内公映影片出现霍乱中的教堂和修女，特别令人感佩。放在 20 年前陈冲在好莱坞拍摄《大班》，要被叫做反华影片。柏杨说他在 1959 年就看过《六福客栈》，里面因为有中国女人缠小脚的镜头，在台湾上映时，还引发了示威游行。
凯蒂随费恩来到疫区，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和漠然。当修道院的门向她关上时，她感到更大的荒凉，觉得自己被遗弃在了一个霍乱的世界。原来生命到了一无所有的处境，却还有可能失去的东西。她决定到修道院做义工，这对痴男怨女的爱情从此出死入生，在对黄皮肤的乡民和孩子们的事奉中走向了重生，也使这部电影从一个二流的偷情故事开始攀登。这一切就像酷爱毛姆的张爱玲在《倾城之恋》末尾的那句话：“到底是这座城市的沦陷，成就了他们的爱情，还是要有这样的爱情，才有这城市的沦陷”？这话太重，让人说不出话来。上帝的预旨，他从头至尾的作为，人在尘世中不能过分揣度。无知是对我们的试炼，无知也给爱情留下信靠的机会。
有时候，救赎的确是以死亡的面目临到的。等待戈多，也许就是等待一场霍乱。等待死亡，也许就是等待复活。但《罗马书》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时候看见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荒漠中就涌出了甘泉。人若不用到那个地步，也能显得完全，那该多好。但我晓得往往人不到那个地步，人就死不认帐。
修女对凯蒂的那一番话，无论在电影还是小说里，都是最点睛的。可惜小说译者大概不懂什么叫“恩典”，把它翻译为“幸福”。修女叫凯蒂回到染上霍乱的丈夫身边，凯蒂喃喃地说，对，那是我的责任。修女笑了，说，手脏了要洗手才是责任。我 17 岁就恋爱了，爱上了我的神。我的爱那么强烈，50 年过去，我有时也感到他忽略我，不听我的祷告。就像老夫妻坐在沙发上，却很少说话，但他们心里知道彼此相爱，我的上帝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修女说，“有一天，当爱和责任汇合在一起，恩典就与你同在”。
费恩死在了难民营。他知道凯蒂怀上了情人的孩子。临死前他对妻子说，“请饶恕我”。凯蒂哭了，“饶恕你？没有什么要饶恕的”，她在丈夫死前也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请原谅我”。凯蒂请求饶恕的是她的背叛，费恩请求妻子饶恕的，则是他翻腾的苦毒和不动声色的报复。
在一场霍乱之下，费恩的生与死都成为了对凯蒂的祝福。我们起初的爱不就是为此吗，所谓“生死相许”，并不是生同衾、死共穴；而是让我的生与死都成为对那个人的祝福吧。影片开始时，费恩陪凯蒂在花店里，问她喜欢花吗。她说，看上去有些傻，花费精力照料一些终归要死去的东西。说完这话，费恩开口向她求婚。电影结束前，她带着儿子又回到那一家花店。妈妈问，为什么一束花很快就要枯萎，还要买来照料它呢。孩子说，因为它真的很美。我相信那一刻凯蒂想起了费恩，也想到那一位护理万物的创造者。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但这不再是一种东方式的淡泊，在那种淡泊之中，一旦浓就浓得花不开，一旦恨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但凯蒂从死亡回到生活，从背叛回到盼望，从虚空中看见了美丽。她对孩子说，我想你是对的，我们买下吧。
这句话也是毛姆对自己的盼望。毛姆是一个秘密的同性恋者，他一生陷入对宗教道德观的怨恨。道德若只在律法中，道德的确值得憎恨，道德不过是对你我的一个诅咒。但道德若是在恩典里，道德就是爱。自由从来都有两种，一是顺服，一是放纵。不偷情，不是因为诫律，因为我们爱那个人，爱到不能偷情的地步。不怨恨，不是因为道德，因为上帝爱他的仇敌，爱到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为他们而复活。
好叫我们有了生死相许的爱情。神爱世人，为人间的爱情创始成终。当死亡将我们分开之前，他的恩典是够用的，足够拿走我们一切怨恨和受伤的回忆，叫作夫妻的彼此成为一体。爱人不在，爱却常存。因为爱情，就是上帝之爱在一对爱人中间的纪念品。当年，C·S·路易斯怀念他死去的妻子乔伊，经历了无穷苦痛、创伤和再一次对上帝的怨恨之后。他说：
可能我缺乏赞美的恩赐。我把妻子比做一把剑，也比作一座花园。但我赞美，不仅对她，对一切自己喜悦的受造之物，我都应如此赞美：在某种程度上，就其独特性而言，每一种受造之物，都酷似那一位造物之主。我颂赞——从花园到园丁，从宝剑到剑匠，从生命到赐予生命的生之源头，从美物到美化万物的美之本体。
曾有一晚，我参加冉云飞的讲座“唐诗与女性”。夜里回来，想起古人的悼亡之作，心内忧伤，为天下有情伤心之人祈祷。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纳兰性德的“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两处鸳鸯各处凉”，以及当晚冉兄提到的元稹《遣悲怀》之二，“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和女诗人李冶的《八至》，“至近至远东西，至亲至疏夫妻”。连《浮生六记》里那一对中国文人的爱情典范，沈复与芸娘；可美丽的芸娘死前竟怎样说呢，“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芸娘说完便离世而去。数年后沈复写道：
当此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
人生如此，情何以堪。爱过恨过的人，要么身在围城，要么披戴面纱。要么死前怨怼，要么身后荒凉。这部电影或者温柔，或者残酷，取决于你将婚姻的盼望，放在哪一种盼望之中。你将罪人的爱情，摆在宇宙中一个什么地方。我是丈夫，我愿如费恩一样，临死前说，这一生请你饶恕。我是妻子，我愿如乔伊一样，临死前对拉着她手的路易斯说：
我已与神和好，在他的平安当中。你必须放手，让我走。
2007年1月13日
——摘自《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