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家乡，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埋葬的地方。所谓社会，就是在国家之外，一个对死亡拥有共同记忆的族群。

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拿走身体，是拿走人在身体之上，所累积的一切意义。

那天，汶川大地震的下午，我和人们站在高楼下，单单仰望属于我的那一扇窗户。转头说，你看不动产是多么荒谬的词，就像日光之下，你说有一个伟大的主义。就像大地悬在虚空，你却说，春暖花开，我要崛起。

人们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分贫富、男女、老幼、族群或贤愚。在没有选票之前，这是最直观的一种平等。甚至不是死亡本身，是死亡的普遍性吓坏了我们。就像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简·爱，向主人罗切斯特求爱，说，经过坟墓，我们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在大地上埋头积攒人生的不动产，大地日益成为我们赚取意义、建立王国的唯一场域；大地震却以一种尖锐而哀伤的方式，撕裂了我们掩耳盗铃的人生。当国旗终于为普通公民的性命折腰，国家开始低于灵魂，降落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死亡原来是普遍性的事实，不是按部就班的程序。死亡是每个活人的债。死亡说，到期债务不能清偿的人类，破产的宣告突如其来。

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都忘了。但这一天，你想忘也忘不了。

在华盛顿，一个最震撼我的地点，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恨不能把所有墓碑都拍下来。遍山的十字架，为无数躺下的灵魂，留作记念。我小时候从凤凰山坟场哭着逃走的经历，直到那次才彻底复原了。特别是一个断臂天使扶着墓碑，垂首、静默；几乎是我见过最美的建筑。我们常愿死者安息，也愿自己将来安息。

但如何是安息呢。200 年前，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民族，在他们中间，没有安息日”。

在阿灵顿，一个国家展览着它两百多年的死亡之旅，凡活过的人都死了。但我也看见一个灵魂的国度，在游人面前一字排开；好像阿里巴巴面对一个神秘宝藏，口诀不再是“芝麻开门”。 这样的历史在大地上展开，却不是为着大地，是为着天上的不动产。

大地若永不动摇，每个人也注定一死；就像青蛙死于慢火。大地摇动之后，我们从哀歌发声，一直唱到赞美诗。直到苦难成为化妆的祝福。昨天，大地的上空，第一次有汽笛为公民的灵魂一起鸣起。当数千座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单单为着生命本身，在行进中顿住身形，全体默哀时，我们才配称为一个社会。

30 年前，站起来的诗人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接着人们含辛茹苦，找回了一个国家。30 年后，跪下去的罪人说，上帝啊，我的命丢了。我们信心全无。

结果，被死亡拿走的意义，会被一位好心人送回来吗。

地震当晚，约 23 点，几个基督徒家庭，在公园躺卧的人群中聚齐了。我们开始祷告、唱诗，说上帝啊，在这个摇动的时刻，我们的赞美不摇动。求你使用我们的敬拜，成为对这个地方的祝福；将灵魂的安息与稳妥，带给周围饱受惊吓的人群吧。

我们就唱，“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

所谓天家，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睡着等候的地方。

古希腊诗人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若有一人死亡，全世界都是幸存者。若每一秒宇宙持续，都是不合逻辑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是蒙恩的人，欠了全世界的债；但惟独不欠死亡的债——因有十字架上的救主已替我还了。他若不替，也没有人自己还得了。

之前，我对籍贯和身份总有认同的焦虑，我先是四川人？成都人？还是三台人？绵阳人？或是中国人？亚洲人？谁料这场地震，竟把我从小到大的家乡全都笼罩了，当我为地上撕开的伤口哀恸，大地上的意义反倒落实下来。就像使徒多马，伸手摸到复活基督肋旁的伤口，就认信说，“我的主，我的神啊”。

我的身份证，从此写上：天父的孩子，死者的亲人，需要帮助者的邻人，以及，幸存者中的一位。我本是冷漠的人，妄想大地稳如泰山，就把起初的爱心轻易丢失了。

但过了这宿，叫我心里有交账的负担，灵里有神圣的安息吧，这样存活，直到安抵天家。

2008-5-20 于文化公园。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