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很久，有些影像难以看到，但至少值得被提及。我对一种影像记录运动的关注，总是胜过了故事片。尽管这些片子，很少的读者有机会成为观众。但一位读者来信，提到当年陈冲回国拍摄《天浴》。后来记者问，一部片子被禁这么多年，懊悔吗？陈冲说，一点也不。因为“如果文革被淡忘，对全人类都是一个损失”。
如果失去了记忆，“活在真实中”，这话本身就成了谎言。当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使全世界都成为影像记录的拥护者。法裔犹太人朗茨曼，从 1977 年开始，花了六年时间，拍摄长达九个小时的访谈《浩劫》，成为大屠杀影像纪录中的一部经典。这部传说中的纪录片，最近由欧洲著名的 MOC（收藏大师）公司出品，央视电影频道也曾播过。这家公司今年还推出了《卢米埃尔兄弟影像全集》，一共 365 段。无论之前你看过什么照片或文字，但若想亲眼触摸一百多年前的那个世界，人类已拿不出更好的资料了。
最令我惊喜的，是《台湾当代影像》系列，15 张 DVD，22 部片子，从日据时代一直到 21 世纪。去年应邀去东吴大学。媒体的朋友为我搜罗了台湾民主化历程中的许多纪录片。关于林义雄案的《血宅》。关于 1989 年郑南榕先生抗拒逮捕、举火自焚的纪录片，如一句欧洲的谚语，“当哲学家被处死之时，山河都将落泪”。这事件曾推动整整一代人走上街头，参与社会运动。还有记录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口述影像系列，《青春祭》、《白色见证》等。
至于当代史，凤凰卫视的作品《1949：大迁徙》，最近也出了 DVD。叫我们看见 1949 年的另一重意义，在国共纷争以外，是中国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数百万人的跨海大迁徙。台湾公视的两部作品，《世纪宋美龄》和《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对两岸的中国人来说，都像是一次碎片整理。这套《台湾当代影像》，也珍贵得奢侈。当年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吶鸥，飘洋过海，竟成为台湾影像运动的先驱。他 1933 年的实验记录作品《持摄影机的男人》，模仿 1929 年的纪录片经典《持摄影机的人》。从中，可以一睹当时文化圈的浮光掠影。《大迁徙》中，曾提到国民党接收台湾时，满街日语、日式招牌和木拖鞋的叽嘎声。如果你看邓南光 1937 年的纪录片《台北幼稚园运动会》，感触就更直接了。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日式服装，每人手中都是太阳旗，欢呼雀跃。接力赛，去把太阳旗插好，然后跑回来。台湾族群的百年情怀，在影像记录中如此栩栩如生。
戡乱年代，摄影家庄灵，拍摄的家庭影像《赤子》，纪录他的长女从出生到一岁半的种种。并以赤子的眼光去窥看台湾，对当时政治社会的氛围，也有微妙的隐喻。80 年代到 90 年代这一段，影像纪录运动更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方式。
好几部作品都受到极大关注。如著名的外籍人士丁松筠神父，策划制作了一部远赴泰缅边界，拍摄红色高棉难民营的作品，《杀戮战场的边缘》。配搭罗大佑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台引起震动和捐输的热情。1991 年，李道明的作品《人民的声音》，讲述四个环保运动的案例。花莲的“渔权会”对中华纸浆厂、后劲的居民对中油五轻厂、台南的渔民对养猪场、以及全岛反“核四”的运动。母亲们推着摇篮，上街散步。标语上说，“我要孩子，不要核子”。吉他歌手唱到，“反核，反核，那个短命的台电，有三个老婆还不够，还要第四个”。
从这些镜像中，看出当时台湾民权运动的铺开，民众的非暴力模式，以及环保团体、人权团体与国民政府的互动水准。实在比我读过的论文都更鲜活，也更叫人看出不同社会场域的差距。
民主化以后，影像运动的重心，转入实验性质和人类学视野。中研院的人类学学者胡台丽，她记录雅美族人生活的《兰屿观点》，使她成为台湾民族志纪录影像的第一人。我印象最深的，是片子开头，她与几位雅美族志愿者坐在海边交流。一个人说，“我觉得学者们对原住民的研究越多，我们原住民受的伤害就越大。因为你们只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得到社会位置的手段，而不是回馈你们的研究对象”。《兰屿观点》也是台湾第一部进入商业院线的纪录片，只是不知道，是否因此回馈了那些雅美族人。
2000 年的作品《谁来钓鱼》，则以一种后现代技法，意图对钓鱼台的主权争执，进行一次镜像的还原。其他还有几部女性主义的作品。不过我坚持认为，在当代，真正的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普遍的民权主义。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她主持的“性别教育论坛影像工作室”，近年拍出了中国最好的女性主义纪录片，如追踪湖南女教师黄静受害案的《天堂花园》，和校园反对性别暴力的《白丝带》。
可惜我们的影像记录，相对这个时代及其记忆而言，仍然过于苍白。尽管可能看到独立纪录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里面从高处的王光美，宋任穷的女儿、更名“尚武”的宋彬彬，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到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当年的红卫兵徐友渔等。每个人都在回忆中争夺对那场灾难的诠释，包括身陷其中者的自我辩护。少数人也可能看到《寻找林昭的灵魂》，这是胡杰花了六年时间，循着当年那个著名的“五分钱子弹费”的故事，讲述北大女学生右派林昭的生命历程。今年 4 月，云南一个记录影像展上，胡杰又有新作《我虽死去》，追叙文革中第一例红卫兵打死教师的事件，遇害者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
我们不只有《大国崛起》和百家讲坛。我们也有 NGO，也有影像记录运动。
多么激动人心啊，尽管被激动的人有限。好在商场里有了好多摄像机，买得起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了。
2007-6-14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