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余杰兄的文章，谈到南非的图图大主教访问台湾，与林义雄父女会面的情形。想起我18年前与18年后的祖国，不住地喉咙发疼。在饭桌上仍在流泪。母亲说你怎么呢。我说为什么那个日子，偏要离母亲节这么近呢？

1980年，国民党在林义雄律师被羁押期间，雇凶手刃他全家，灭门惨案惊骇了全岛。林夫人不在，凶徒残忍地杀死了林奶奶，和两个七岁的双生女孩亮均、亭均。林家的另一个女儿唤均被砍中数刀，终于救回性命。唤均女士对图图大主教说，小时候我真想报仇，一直叫爸爸要报仇。直到今天，每当我穿上泳装，那几道长长的刀痕，都会吓倒别人。但她说，如今我心里已平静如水。我原本是世上最不可能宽恕他们的人，但上帝使一切成为了可能。

血案发生当晚，长老教会的郑玉儿牧师和弟兄姊妹们赶去林家，陪伴林夫人。帮助他们，并恒切地为他们一家守望祷告。林夫人方素敏女士，最终也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第二年，林夫人全身素白，抱着女儿唤均走上街头，在政治高压下参加议员选举。她说，“我不要复仇，我要一个美丽的台湾。请与我一道，打一场母亲的圣战”。

这一场“圣战”，是以被害者的饶恕，去战胜加害者的残忍。以母亲的柔肠，去对付铁的拳头。十年之后，林唤均在美国受洗，后与一位宣教士结婚，走上跟随基督的事奉之路。这桩血案直到台湾民主化的今天，也没有凶手和直接责任人被交待出来。林义雄出狱后，也写了一篇悼文，表示宽恕。他说，台湾的母亲啊，求你们眷顾这块土地上的子民，叫族群之间不再对立争执，不再有仇恨与偏见。林家放弃对此案的追究，林义雄从民进党主席退下后，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与福利事业。

后来林家将那栋房子奉献给神，建立了义光长老教会的礼拜堂。去年3月，我曾在那里参加主日崇拜，遇见方素敏女士。之后，她特意安排我去参观林先生在故居建立的“台湾民主纪念馆”。那天的崇拜，从头至尾，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因为他们使用闽南语圣经。但在那里，我强烈感到上帝的同在。因我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是一间教会，也是一座凶宅；是一座凶宅，也是一间教会。我知道地板上的血已被水洗得干干净净，而人心中的怨恨和苦毒，是被十字架上那羔羊的血洗得干干净净了。我就开口唱一首诗，“我要在这里赞美，我要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

我是一个异议知识分子，我反对一党专制，我反对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反对共产党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作为政治的基础。我反对一切对信仰、思想和表达自由的禁锢，反对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对孩子们精神世界的摧残。我也反对这个政府对私人财产和一切宪法权利的粗暴剥夺。我更加反对18年前的那一场屠杀，和18年来每一次对历史的篡改，对公众的愚弄。我在屠杀之后活了整整18年，我在屠杀之后读了4年大学，又做了11年大学教师。我一直看着他们对学生的一场精神屠杀，在天安门以外的整个土地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但多年以来，我脑子里自以为冷静的自由主义信念，和我心里翻腾踊跃的怨恨，却从来那么的不般配。仅仅是我的国家，我那些并不认识的同胞遭到杀戮，我的心就如此被捆绑在了不自由的处境中。我的心就在每一年逼近这日子的时候杀气腾腾。我还怎能去想象一场满门抄斩的个人惨剧呢。当我在义光教会开口赞美主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一个异象，不但关乎我个人的生命，也关乎我身处的历史和族群。

我看见的，就是原来这世上有无数种力量，都可以推翻国民党，也可以推翻共产党。但这世上唯独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将一座凶宅变作祷告的殿。在那一场崇拜中，我确切地知道，我的一生，将要追随的是哪一种力量。在那一刻，我看见一个关乎国家的异象，就是旧约《历代志下》的一句话：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这个国家要被医治，屠杀者被医治，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也被医治。专制者被医治，受压迫的人也被医治。也是在台北，龙应台基金会的外面，我在路的一边等王丹，看到他从另一边走过来。在红灯下停驻，从东张西望的人群中，神色淡然地向我走来。我站在咖啡馆门口，两个大陆人，一个89年的学生领袖，一个后天安门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匆匆忙忙的台湾人的身影中，脱颖而出。在一个又不是故乡、又不是异乡的地方，我仿佛看见一个时代向我走过来，看见一场苦难向我走过来，也看见一种挣扎和坚持向我走过来。在那一刻，王丹啊，我在天安门的弟兄，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恨，为什么都这么难？

在那一刻，王丹啊，我多希望你也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当你越过马路，向我走来的那十几秒里，我真的忘记了中国。我对你的灵魂的关切，胜过了对一个地上国度的盼望，哪怕是一个我们都向往的民主中国。

在美国时，张伯笠牧师曾告诉我：每一回纪念“六四”，我若在场，他们就说，伯笠啊，你来祷告吧。他们尽管不信，但那一刻的人心有多柔软。唯有那一刻，对去者的怀念，胜过了对凶手的纠缠。平日，他们也许活在那一刻之外。但他们知道在那一刻，除了祷告，这世上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亲自成为每个人的安慰。

屠杀。屠杀。一个多么尖锐和肮脏的字眼，一个连我们自己都被裹挟进去的旋涡。几年来，每一回听廖亦武的《大屠杀》诗朗诵，我就陷在一种大悲哀中。因为我这位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屠杀的一部分，不但是作为见证的一部分，也是作为后果的一部分。如果18年了，这个字眼在六四这一天，永远都是最显赫的字眼；我们其实就还在被屠杀。我们就仍被共产党人的罪和自己的罪所宰制着。图图大主教在与林义雄父女会面中，讲述了南非寻求“真相与和解”的经验。他说，“如果受害人坚持加害人必须先道歉，才愿意宽恕。就让自己成为了被支配的一方；主动宽恕，意味着你是自由的”。

饶恕，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受制于加害者的客体，如果我们渴望自由，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得到。一个专制者，一个凶手，一个受造之物，不可能成为我们与自由之间一种绝对性的障碍。是的，我恨恶共产党人在中国曾犯下和还在犯下的一切罪行，我也恨恶在我里头的一切恶念和软弱。我祈求一个真相，我要求一个屠杀民众的政府，终将承担他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这个政治责任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下台鞠躬，结束专制。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一种更高的力量，这力量让我们作为一个宽恕者和一个自由人去提出要求。我们的努力就是对他们的怜悯，是争取，而不是挣扎。

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共产党人却是活生生的邻舍。哪怕一个屠杀者，他也首先是我的弟兄，是天父的孩子，和一个失丧的灵魂。他若不悔改，他在末日的灾难，将是我今日苦痛的万倍。他的罪孽所带来的诅咒，将笼罩他的家族，“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不是出自人的诅咒，而是那一位公义的上帝、以公义的方式宣告的、一个公义的事实。我怎能不为他哀伤，不为他着急。作为公民，我争取一个公平的政治结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如怜悯死难者一样，怜悯广场上那些将士，也怜悯躲在中南海里面的那些人。

在世俗的国度里，我们有什么可以胜过独裁者呢。就是“远离虚假的事”，选择与丁子霖女士及“天安门母亲”们站在一起。“一场母亲的圣战”，就是一场行过死荫幽谷的圣战，一场以爱去成全公义的圣战，一场以善胜恶的圣战；一场反对者在道德上更谦卑、在人格上更尊贵、在灵魂里更慈爱的圣战；一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的圣战。当你决意站在这一圣战中，你就知道，独裁者已经一败涂地。

我们不是作为臣民，作为奴隶，甚至不是作为一个反抗者，而是作为一个胜利者，带着我们对行将灭亡者的怜悯，用一生去参与将这一胜利呈现出来的历史。这就是我所看见一个时代的异象。我在异象中看见共产党人的墓碑，转而在历史中为他们祈祷。

碰巧今天，我看到下面这一份名单。若在以前，这只是一份声讨与审判的名单。然而今天，基督的灵感动我，将它放在我心里，成为一份代祷的名单。神说，他们杀人的罪，必要按着世上的公义受罚。但你却要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因为基督是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正如为你一样。

我就定意顺服，在六四纪念日到来之前的这两周，也第一次为他们提名祷告。为他们手下参与六四屠杀和各地武装镇压的所有解放军官兵祷告。祈求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施恩怜悯这些杀人者，在18年之后一一夺回他们的心意，叫他们悔改。赦免他们的罪，叫他们与那被杀的羔羊同在，得着永生的盼望。也叫他们的后代免于诅咒，更叫这块流淌着血与泪的、一意孤行的大地得着医治。

我也恳求，看见一个相同异象的中国基督徒，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我也为每一位读者祝福，叫我们怀念那个夜晚，毫无保留地，支持“天安门母亲”；毫不妥协地，指责共产党人的罪。但是唯独，不让傲慢和自义，也不让一丝的怨恨和苦毒占据我们的心，轻易将我们击败。

我的代祷名单：

15军副军长左印生 ，1989年后任解放军空军第15空降军副军长，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20军军长梁光烈 ，1989年后晋为上将，任陆军第54四集团军军长，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1995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7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11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99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24军副军长刘书明，1989年后任陆军第39集团军副军长，辽宁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联勤部部长。

24军政委张传苗，1989年后任陆军第39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7军军长钱国梁，1989年后晋升上将。1992年10月当选中共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1993年12月任济南军区参谋长，1996年11月任司令员。1997年9月当选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1999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27军政委朱增泉，1989年后晋升中将。1994年12月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98年8月任总装备部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中共第十五届中央纪委委员，
65军军长臧文清，1989年后晋升中将，第63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65军政委曹和庆，1989年后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二炮副政委。

38军军长张美远，1989年后任38军军长，中共第14届中央委员。

38军政委王福义，1989年后晋升中将，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纪委书记。

39军军长傅秉耀，1989年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司令。

40军军长吴家民，1989年后任沈阳军区参谋长。

54军军长朱超，1989年后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

54军127师师长钟声琴，1989年后晋升中将，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63军军长刁从洲，1989年后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63军政委曲继宁，1989年后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第九届政协委员。

北京军区政委张工，1989年后晋升上将。1990年4月任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1992年11月任成都军区政委。

谨以此文，献给18年来寻求真相的130多位母亲和遗孀，献给那些温柔但是决绝的死难者家属们。谢谢你们打破沉默，以自己承担苦难的方式，18年来，为这个国家播下未来和平的种子。也曾在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心中，播下对这个族群的委身。18年来，我未曾为你们作过什么。今日，我以使徒保罗的话，为你们在上帝面前祷告：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9章1－3节）

2007-5-17于成都，为六四18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