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个题目，因为忽然想起了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的同名电影。在澳洲广袤的内陆，土著中的钉子户们，用一个美丽的传说对抗矿业公司的开发。他们说，脚下是绿蚂蚁做梦的地方，如果惊醒它们，铺天盖地的出来，就会毁掉这里的生活。不久前我也看见某个地方，人们反对在“圣山”周围开矿。

当基督徒说到“环保”，他是在“治理这地”的使命中，去看人类在托管的原则下如何照看大地，才算得一个忠心的仆人。但不是将“环保”本身意识形态化，成为一个拜偶像的“环保主义者”。一些环保主义者只是自然主义的信徒。有一种世界观，譬如在佛教、印度教和道家的宇宙论中，世界是亦真亦幻的，这带来对万物及其价值的一种低估。大自然无法成为一个可被阐释和被利用的真实领域。而在另一种民间宗教的或自然主义的宇宙论中，万物又被高估了。大自然被泛神化，使人的尊严和自由低于自然。一个形象的例子，就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蛮族时期，传教士曾提着一柄斧头走进日耳曼人的森林，砍倒了他们膜拜的橡树，并用这棵树盖了一座小教堂。很显然，只有当一棵树不是膜拜对象，它才可能是研究的对象，利用的对象，同时也是人类关爱的对象。

在圣经的创造论中，造物主的真实性，给了受造物一个“各从其类”的地位。人的位分则是一个管家的位分，《创世记》说：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

为万物命名的权柄给了人，人就是万物中的“摄政王”。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到撒旦诱惑夏娃时，把夏娃描绘成一位极其高贵和华丽的王后。人在大地上要尽到“治理”的职分，取决于对三个问题的回答：人与真理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万物的关系。人因着对上帝圣言的敬畏，从而领受在万物中昂首站立，“修理看守”的使命。这就是人在万物中的位置。偏低一点，人就变得比万物更卑贱。束手束脚，连肉也不敢吃了。但偏高一点，人就变作了自己的偶像。“治理”就从一个宇宙论的、良善的概念，堕落为一种人对人的压迫、独裁和管制，以及人对自然的掠夺、征服和败坏。

如东西方在“动物保护”上的差异，也受到宗教世界观的极大影响。基督教以宇宙管家的“托管”精神来看待动物权利，发展出很细致的动物福利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说，人要尽到最大义务保护动物福利，但动物福利的最高目的是服务人类。人有权利、也有义务照料动物，并替没有理性和灵魂的动物作最终的决定。因此西方的“动物安乐死”很普遍，如美国的动物收容所，无人认领或有疾病的狗有 65％、猫有 72％被施以安乐死。但东方宗教的主流观念是物种的轮回，人没有高于动物的一个被创造的中心地位。佛家的伦理底线不是不杀人，而是“不杀生”。因此东方社会都很少采用“动物安乐死”，只能等着动物病死或饿死，动物的生活品质反而极差。

当然，我也愿意把土著们的说法，看为一种民权运动的暗示。那些像绿蚂蚁一样比尘土更低的人们，不要去过分惊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我见过重庆的钉子户，也在堪培拉见过那些支搭帐篷的土著上访户，就像我见过成千上万挤在笼子里不能转身的母鸡。在堪培拉，那些被惊醒的绿蚂蚁们，在国会外的空地上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好几十年。

说回这部《末代独裁》。多年前，我曾读到一位台湾诗人的《蚂蚁蚂蚁》，心中暗自喟叹。以后歌手张楚将它大事宣扬地唱了出来。那时我就和《末代独裁》中的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一样，刚从大学毕业，怀着蚂蚁般的梦想，在街头和朋友一起唱这首歌。其实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君王，而是关于蚂蚁的。在某一种世界，你不是君王，就是蚁民。就如好莱坞的动画片《蚁兵正传》，就以蚂蚁的世界去描写一个独裁的王国。

苏格兰是基督教改革宗信仰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我会觉得，活在一个缺乏道德感的时代，将是多么可怜。但对当时的尼古拉斯来说，一个循规蹈矩的和道德谨严的世界，就等于对个人梦想的死刑宣判。所以影片开始，一群医科毕业生一路狂奔，脱去毕业礼服，跳入水中。尼古拉斯回到家里，和父母晚安后，躺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叫喊。他起身转动地球仪，说转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结果转到了加拿大。可能去加拿大，为什么不能待在苏格兰呢。尼古拉斯要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梦想。于是他继续转到想要的地方，一个像乌托邦的地名，叫乌干达。

假如这部电影是描写乌干达军事独裁者阿明的，它远没有 1974 年那部纪录片精彩。当时阿明邀请一位法国导演，希望向全世界展现他亲和力的一面。阿明耐心对着镜头解释军队的操练，颇浪漫地在自然保护区行舟，声称大象是自由象征。甚至还破例让导演拍摄了一次完整的内阁会议。这位纪录片导演回去后，我应该记下他的名字，巴贝特·施罗德，他先以貌似顺从的态度配合阿明，后以新闻人的良知和智慧，剪出了一部电影史上罕见的独裁者自我扮演的片子。

阿明的扮演者惠特克说，他至少看这部纪录片不下百遍。他的表演也为他赢得了 2007 年奥斯卡影帝的小金人。但和纪录片相比，我的沮丧还是有些难以言传。《末代独裁》中的阿明形象，虽然鲜明但是刻意，复杂却嫌单薄了。虚构的事物，永不能跟它的模特相比。我很同意这句话，没有一位小说家的想象力，超过了生活本身的残酷。好像我们没有摄像机，才被迫动笔，拍不了纪录片，才想办法编故事。当我们的世界被一个虚构文本所描叙时，我们就差不多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往往是我们想要逃离的理由。也是尼古拉斯远离真实的苏格兰，向往虚拟的乌干达的内心渴望。

多年前我面对镜像的世界，也曾对文字产生一种极度的无力感。那是我作为写作者的一场信仰危机。到底那些脑海里的念头是否值得被书写，值得去砍一棵树，并值得被他人阅读。人的话不就是废话，人的喉咙不是敞开的坟墓吗。广告里说，有一样东西“吃了就是好”，有一样东西“你值得拥有”，还有另一样可以“让宝宝像朗朗一样成功”。这样的话语，显然在我周围建造了一个仿佛“母体”的虚假世界，悄悄形成一个对生命的包围圈。直到一天我读到《希伯来书》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对上帝的信，才恢复了我对话语的信。

当神话的真实性，和言说者的真实性被确信了，伏在圣言之下的话语，就成为人与神、人与人位格相交的一部分，或哈维尔所言“活在真理中”的一个临在的管道。而不在神话之中的话语呢，就言不及义，成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原来生活不在别处，上帝的话语在哪里，生活就在那里。《诗篇》第 19 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了解到这与“道可道非常道”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分别，我的后半生就与前半生分别了。但对青春叛逆期的尼古拉斯来说，“苏格兰”和“乌干达”并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一个地方没有的生活，在另一个地方才能找得到。他在汽车上遇见一个说英语的乌干达女孩，随便就与她春风一度了。这个从苏格兰来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叫“我爱乌干达”。他不说我爱那个女孩。他说，“我爱乌干达”。

当年的改教者诺克斯从日内瓦回到苏格兰，带回了改革宗信仰和长老会。卡莱尔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将诺克斯与马丁·路德并列为“圣徒英雄”。最伟大的清教徒传统，和人类近代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都生长在那一块土地上。做苏格兰人有什么不好呢。连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也和欧陆不同。苏格兰的思想家们把人的理性立足在宗教信仰与道德价值之上，法国人呢，却那么喜欢一个青春叛逆式的、一个反宗教和反道德的废墟。他们称为人文主义，但我称为人性的废墟。

从小循规蹈矩的尼古拉斯，实在很难不为他的一夜情呐喊。“伦理国家”其实也是国家崇拜的一种。当道德出于人的约束，道德很容易成为一种怨恨。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成了一个虚无主义的呼召。因为道德就如生活本身，如果是躲得开的，道德就成了一种自以为义的偶像。道德就像纳税，交完国家的，剩下就是自己的。那一位无限者，若不借着他的话语“临在”一个人的心里，道德其实就一文不值。“生活在别处，道德在家乡”，不就是尼古拉斯在夜晚转动地球仪的理由吗。

在一次袭击意外中，尼古拉斯被阿明看中，成了他的私人医生。他又开始被独裁者的魅力吸引住了。当尼古拉斯坐上总统专车在乡间奔驰，乌干达的孩子们在后面一路奔跑，一路挥手。尼古拉斯从此进入了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他忍不住想象自己是总统，向着窗外的蚂蚁们挥手。就像阿明，非要想象自己是苏格兰国王。电影的直译就叫“最后一个苏格兰王”，没看之前，很叫我费解。

苏格兰的年轻人梦想做“乌干达”的老百姓，乌干达的独裁者却梦想做“苏格兰”的国王。世界分裂得如此厉害。这部电影其实不关于政治，实在是关于人在大地上的梦想。尼古拉斯的，以及阿明的。两年前我在重庆山区，曾遇见过这一幕的后现代版。盘山公路上，小学生看见小汽车就三五成行地，退到路边鞠躬敬礼。我想，一定有一些渴望摇下玻璃向他们挥手的人，叫他们如此。也叫他们分辨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因为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小汽车，而另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公共汽车。

电影里的阿明始终一身戎装。但纪录片中的阿明也常常西服领带，他粗野、蛮横，却也幽默，甚至还有几分腼腆。他一面是杀气，一面是傻气。一面精明，一面荒唐。在内阁会议上，他训斥那些部长，说如果你去任何国家，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热爱他们的领袖。我们也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去其他国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妇女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上班，我们也应该这样。他批评外长的手腕太弱，几个星期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外长的尸首。

阿明告诉人民以色列人会在河里下毒，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引用希特勒的文件批评犹太人。他赶走几乎所有亚洲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他针对戈兰高地的军事演习就像是一场过家家。阿明在电视上警告老百姓，他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反对他的人和事，上帝都会告诉他，他会在几天前就知道。这话令人想起一些教主，也想起纳粹的宗教事务部长汉斯·凯尔。他曾对路德宗的主教们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旨意，党就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

从这个人身上，你也能窥见二十世纪某一类独裁者的性情，充满诗人或精神病人的狂想气质。常看电影的，会想起韩国影片《孝子洞的理发师》。一个成为总统私人理发师的普通人，对国家的一切都充满了天真的信任。一个温馨的故事，折射出韩国数十年的政治变迁。常读书的，大概会想起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这个比尼古拉斯幸运得多的同行，行文谨慎，却仍无法在领袖的巨大身影旁，描绘出一个绿蚂蚁做梦的地方。

“伴君如伴虎”，只是对这部电影一种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和过于简单的解读。我始终认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尼古拉斯，真正的人生悲剧从毕业生们脱光衣服、扔掉博士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拘无束。是在一切的约束里面，说，我只被真理约束，我只服事那一位那至高者。自由原本就是一个“约”，当你未与任何人立约时，你就无所谓自由。人可以有自由，不是因为有一位上帝，而是因为那一位上帝甘愿与他的造物立约。

渐渐地，尼古拉斯见识到了阿明对异己者、甚至对亲人的残暴，“乌干达”的生活破灭了。他决心逃离，但阿明死死不放。这部电影的主题就开始转向逃离，从一个虚拟的乌干达回到循规蹈矩的苏格兰去。“苏格兰”的意义，在一种隐约的背景下被凸现出现了。这部电影关于人的梦想，和人的梦想如何靠不住。当尼古拉斯的地球仪转到加拿大，他不甘心。转到乌干达，他就放下一切去了。阿明也是如此，二战时，他曾作为英国军人远征东南亚。“苏格兰人”构成了他一生中的身份焦虑。以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独裁，其实是阿明身份认知的一个处方。这就是独裁或僭主制与传统君主制的一个差异。如我的朋友老侠曾断言说，凡是独裁者，都是有着“严重自我认知障碍”的人。

其实阿明也是一只蚂蚁，一只硕大无比的蚂蚁罢了。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像尼古拉斯，有机会挨近君王的身边，但无数蚂蚁的梦想，从古至今都与一个遥远的君王的意象有关。绿蚂蚁没有做梦的地方，但它们一旦做起梦来，甚至和独裁者一样危险。

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几十年后，另一位北师大的女生于丹，解释《论语》的“民信之矣”这一句。她说孔子的意思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她大概不知道尼古拉斯，但是，她连卞仲耘女士也不知道吗。或者也不知道罢，但是，她连刘和珍女士也不知道吗。

尼古拉斯梦醒了，有一个苏格兰等他回去。我们梦醒了，我们回去哪里？

2007年4月25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