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前的一篇讲座。昨天发的第三部分被删了，可见今不如昔。第四部分有1万2千字，阅读约需30分钟。）
 基督徒对永恒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国家和永恒没有对应关系，或者说永恒不在国家当中。这就引导出政教分离的原则。和永恒没关系，就是和灵魂没关系，和精神、和思想都没有关系。国家不能管灵魂，这就导致出古典的自由主义，人有信仰自由、有思想和表达自由，有出版自由。刚才说自由主义者和清教徒有一个相同点，他们都反对“国家与永恒有关系”，都反对地上的千年王国和地上的历史目的论。但新教改革中也有一种激进的再洗礼派，盼望地上的千禧年王国，后来引发德国宗教战争，要争取地上的“太平天国”。马丁·路德严厉谴责这些再洗礼派的信徒们，但以后的卡尔·马克思却对他们推崇备至。因为千禧年对共产主义的地上乌托邦思想有着直接影响，这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的一种遗留。直到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门徒中还有人持这种弥赛亚主义的情结，问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此时吗”。他们没看到天国已经在基督里降临，教会时代就是千禧年时代，无论洪水泛滥，还是物欲横流，基督都与圣徒们一道作王。

就像20世纪伟大的基督徒作家和思想家C·S·路易斯，他在二战时写的《纳尼亚传奇》，外面的纳粹已经攻占了半个地球。但路易斯告诉我们，在那个属灵的国度里面，爱和公义已经获胜。而且外面的战争，其实取决于另一个世界中的争战。在基督之后的历史目的，就是千年如一日，直到将这种获胜完全展现出来。另一位基督徒作家托尔金的《魔戒》也是这个主题。托尔金这部巨著从二战一直写到冷战。从纳粹的猖獗一直写到共产主义的猖獗。你可能说，这只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理想主义，或者是一种伟大的精神激励。但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事实。

犹太人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无神论版本的弥赛亚主义。所以前面说，共产主义是对清教徒世界观的全面模仿。但清教徒和二千年的基督教正统信仰，及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都反对末世论上对千禧年的错误解经。但某种激进的千禧年立场，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共产主义退潮之后，又重新在教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由主义对千年王国的反对，是站在一个碎片式的世界观里的反对。他为什么认为国家与永恒无关呢，因为在他看根本就没有永恒，历史也根本没有目的。而基督徒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知道有永恒，他也知道历史在永恒当中有目的。这就像一个做妻子的，指着一个男人说那不是我的丈夫，那是因为她自己有丈夫。而当一个未婚女子，指着一个男人说，他不是我的丈夫。那可说不定呢。就算你现在赌咒发誓，你也不敢说他将来一定不会是你的丈夫。有很多冤家到了后来，不都成了亲家吗？所以从逻辑上说，如果你不知道真理、你不相信真理，那么任何一种对真理的宣称，对你来说都可能是真的。你怎么敢肯定它是假的呢？除非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否则你的世界永远有一个空位，给各种专制主义和政治上的偶像崇拜留下了余地。

因为不相信的人，时刻都准备着相信，时刻准备着修正自己的观点。所以自由主义的意思就是信仰上的未婚状态，自由主义的全部含义就是反对强奸，但它本身是一种未婚状态。你永远都在经受试探，全世界都在对你抛媚眼，令人迷恋于无穷的可能性。就像一个唐璜迷恋于动情和定情之间，结果终其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婚姻。

只有当你在信仰中委身于真理，你才知道除他以外都是偶像。就像只有当你在婚姻中委身于一个女人，你才能肯定除她之外，全世界的女人都不是你的妻子。

清教徒在他的世界图景中，把政治国家摆在边缘地位，国家与永恒无关的意思，就是承认宇宙中存在着两个国度，有一个灵魂的国度，永恒的国度，是高于一切政治国度之上的。这就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描述的那个基本的宇宙图景。罗马是一个地上的千年王国，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像它那样，雄霸在人类历史上800年之久。美国到现在也不过两百年多一点。但罗马却在一瞬间，就被闪电一样的野蛮民族吞没了。说罗马被攻占之后的整个欧洲，都处在一种世界末日的幻灭和荒凉当中，也不会显得夸张。奥古斯丁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写下他的《上帝之城》，他凭借圣经中对属世和属灵的不同国度，基督和亚当的不同国度的启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描绘出一个整全的宇宙世界的图景。

但奥古斯丁还是多少受到希腊二元论哲学的影响，所以在他的图景中，特别凸现了上帝之城与世界之城的对立，这也和罗马灭亡的末日气氛有关。但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度同时也是重合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永恒进入这个世界，人类历史和世俗国家的历史的确不等于永恒，但却被包含在永恒当中。换句话说，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永恒已经穿过死亡而向着世界敞开。如果缺了这一层，这个宇宙图景仍然不够整全。这是奥古斯丁的一个缺陷。他的永恒观又被抽得太空，太希腊化，太形而上学。这个缺陷在后来的罗马天主教那里，变得越来越僵硬。在奥古斯丁那里，是希腊化的世界观被基督教化；但在13世纪的阿奎那之后，就反过来，是基督教的世界观被逐步希腊化，也就是被异教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到了新教改革之后，在加尔文那里，圣经中整全的世界观得到了恢复，并在奥古斯丁的基础上得到更完整的修补。这种整全的世界观，从接受加尔文主义神学的清教徒传统，到20世纪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那里，得到最清晰的表述和捍卫。因为他们在奥古斯丁的两个国度的对峙之上，加上了对上帝绝对主权的依赖和信靠。就像诗篇中说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这是指上帝的主权涵盖一切空间。“洪水泛滥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是指上帝的主权涵盖一切处境。就算罗马被毁灭，就算纳粹占领了半个地球，就算共产党的幽灵满世界乱跑，上帝的指头依然托起这个世界。上帝所应许的依然不会落空。这就是清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不仅仅是相信有独一的上帝而已。他们还相信这一位上帝对人类历史有一个永恒的旨意。这个旨意令人敬畏，也充满温柔。换句话说，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永恒中决定了历史的目的，也决定了人与万物的开端和结局，并有能力“使万事相互效力”，让他自己的美善旨意在丑陋的世界历史和每个人堕落的生命中落实。换句话说，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因为偶然的意思，就是落在上帝的旨意之外。一条鱼可能从你的手中滑落，万事万物却不可能从上帝的手中滑落。

这被称为上帝的“护理”。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使用了这个词。有点类似于中国文化中的“奉天承运”。近代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上帝护理的一种世俗化的解释。如牛顿发现地心引力，看起来对托起这个世界的力量有了一种“科学”的解答，其实他证明的是一件更为根本的事，那就是原来真的有一种力量在托起这个世界，原来在一切背后真的都有秩序。如果你对这一点感到麻木，你的惊讶就全部放在“科学”解释本身上去了。但你也知道，科学只是规律和秩序的解释者，而不是它们的创造者。亚当·斯密发现的市场规律也一样，在规律的背后，他解释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每个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合在一起导向最不坏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对这个说法都很熟悉。如果我问，你相信市场秩序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吗？我想自由主义者几乎都会说，我相信。但我问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吗，至少你们可能就会回答NO了。可那只手到底是谁的手啊，难道是亚当·斯密的手吗。

上帝托起这个世界，是为了他永恒的旨意展现。首先是神的创造，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将他的形象，也就是神的爱和公义，以及他的圣洁、荣耀和智慧，赐给人。这是人的尊贵、平等和价值的来源。然后神容许了人的堕落。然后颁布律法使人知罪。这很有意思，为什么上帝要容许人的堕落，以及颁布律法。你说亚当夏娃为什么吃那个果子，不是神故意下套吗，祂知道亚当一定会忍不住的。那为什么要与亚当订下行为之约呢，因为上帝如果不颁下约法，人就死不认帐。如果没有律法，人就没有罪，因为没有法就无所谓犯法。但为什么上帝要立法呢，上帝立法跟我们立法不一样。上帝立法不是让人去遵守的，因为神知道人一定守不住，那个标准太高了。他立法的目的是叫你认帐，叫你知罪，叫你承认自己做不到。然后让人类逐渐明白一件事，就是恩典比律法更重要，饶恕比惩罚更重要，爱比恨更有力量。

如果亚当没有那个吃果子的禁令，上帝对他说，亚当，你将来一定会背叛我。亚当一定不服气，赌咒发誓说我绝对不会。如果上帝说，亚当，你里面没有你想象或自以为的那么善良、公义，你想亚当会承认吗？ 我想我是不会的。因为我也做过律师，律师的意思，就是哪怕你铁证如山，我也找机会死不认帐，对不对？你看亚当犯罪之后，他对上帝提出了两个抗辩理由，第一他说，是那个女人叫我吃的。第二他说，那个女人是你给我的。你看，亚当不但是人类的祖先，他还是在座各位的同行，亚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辩护律师啊。我常常觉得学法律的，最容易接受基督信仰。因为律师有罪啊，我们做律师的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天下哪里还有罪人呢，天下就只剩下检察官和法官才是罪人了。所以就算你是人权律师，也千万不要在道德上把自己看得太高，一看得高就入魔了。

因此，上帝立法的目的，也不单单是为着惩罚，而是为了救赎。上帝在基督里，亲自为那些承认自己守不住律法的人受苦。因为罪一定要付出代价，才有公义。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十字架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无辜的羔羊，去替世人赎罪。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祂是神本身，祂却“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祂出生的目的就是去死。这就是替罪羊的意思。在我们的法律里，“替罪羊”一定意味着冤案，而在上帝的计划里，“替罪羊”的意思就是福音，就是爱。

《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计划，结果是要利用一桩史上最大的冤案去拯救罪人，而他自己就是冤大头，就是苦主。

接下来的人类历史，就是救恩的落实。人若相信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基督就甘心作你的冤大头。人凭着信心就“重生”，这是指在灵魂中发生一件超自然的改变。用产品的术语说，你的生命就升级换代了。你开始意识到，你是有“灵魂”的，而你的灵魂过去是死的，至少是麻木的。为什么人们追求爱情呢，因为在男欢女爱中，至少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感到自己的灵魂活过来了。但不用多久，又死过去了。

信仰，就是活在属灵的国度里，信仰是真正的、一直持续的爱情。天国就在人心当中开始扩展。上帝的国度就在大地上与地上的国度重合，救赎的历史就在世界历史的当中展开。直到末日，进入这个世界的尽头。上帝也要在末日，审判一切死不认帐的人，这对我们学法律的来说又是一种鼓舞，原来上帝也是我们的同行，上帝才是真正的法学家，真正的立法者，真正的宇宙的最高大法官。在他那里没有冤案，在他那里都是终审。

圣经《以赛亚书》中说一句话，“耶和华是给我们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你看地上是三权分立的，但宇宙是三权合一的。因为第一，如果有真理，真理不能自相矛盾。所以上帝一定是至高全能的，是独一的上帝，是三权合一的。第二，虽然有真理，但没有一个单独的人或机构可以在地上代表整个真理，所以上帝的存在，恰恰意味着地上必须分权。因为“全能”是神的属性，体育比赛有“十项全能”，那不是真正的全能。全权主义的政治就是冒充神。你不承认三权分立，就是把国家当作上帝，就是国家崇拜。《圣经》中极其严厉地咒诅这种行为。专制之所以是错的，最要紧的地方，是专制冒充了上帝，又藐视了上帝。

那什么是世界的尽头呢，世界的尽头原来就是一场终审判决。但审判不是为了审判，审判是为了彰显救赎的宝贵，惩戒也不是为了惩戒本身，惩戒是为了显出赏赐的慈爱。这是上帝的宇宙性审判，与一切人间审判最大的不同。上帝的律法与恩典有关。我们的律法呢，我们长期以来，把法律理解为一种冷冰冰的的东西，把法律理解为恩典和慈爱的反义词，把审判理解为赦免的反义词。如果你了解上帝的审判在基督徒世界观中的意义，你会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法律。

这个图景当然是一个神本主义的图景，有神论的图景。因为上帝的实在性，因为上帝大而可畏的主权。所以在这个图景中灵魂和身体都是真实的，人的概念在上帝面前是完整的，物理世界与逻辑世界也是一致的，永恒和时间也是有关系的。在这样一个世界观中，政治国家最多就是个弼马瘟，没有太崇高的位置。国家是什么意思呢，借用庄子的比喻，国家就是两条鱼上了岸，然后“相濡以沫”。庄子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道家到最后就舍弃了政治学。而政治学是什么呢，政治学就是“相濡以沫”这四个字。但是历史和人的生命，在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里，你会看见，又有远远超过“相濡以沫”以上的意义。

对基督徒来说，这一世界观的存在，才是国家权力为什么必须被约束的前提。而不仅是一种技术主义的宪政观，因为权力会腐败，所以要限制它。宪政主义不是单单认为政府必须被约束，换言之宪政主义不等于民主主义。那些齐心合力修筑巴别塔的民众，难道就不需要被约束吗。基督徒看宪政的实质，乃是人的意志和人的理性，必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当中被约束。在一个整全的世界场景中去看宪政，宪政的意思就是人类的政治和强权，包括立法者，包括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都必须被那个普遍的、超验的价值和律法所约束。

所以清教徒的政治哲学认为，人民不是主权者，政府也不是主权者，世上的政权都是残缺的，宪政就是一种残缺的主权政治。台湾学者张颢以前提出一个概念，叫“幽黯意识”。他的幽黯意识和基督教的原罪有关，这一意识倾向于认为人性是恶的，因此，国家也是恶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人性深处的幽黯，不可能通过政治去化解，更不可能在政治中行出完美的公义，哪怕是民主和宪政。所以政治就必须以承认人心深处的幽黯为前提。所以政治就一定是残缺的。然后你想，一个不可能行出完美公义的国家，它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一个完美的主权呢？因为人间的正义是残缺的，人间的主权也必须是残缺的。

所以人也不能把他的生命理想寄托在任何一种政治或国家哲学之上，哪怕是自由主义的或宪政主义的政治哲学。否则如《圣经》上说，一定“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基督徒认为唯有上帝和他所启示的圣道，才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以及宇宙的真正的主权者。灵魂的国度高于身体的国度，这是理解宪政主义和政教关系的实质。

如果引入基督徒的末世观，圣经把基督诞生、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以后，直到基督再来，施行审判，终结地上的历史之前，都称为“末世”。在基督徒眼里，这个被罪所诅咒的大地上是永远不可能有盛世的。其实这也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保守派的自由主义认为世上只有“最不坏的制度”，没有最好的制度。但自由主义者往往把那个“最不坏的制度”又看得太沾沾自喜了，于是很快又变成了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把政府本身当做了解决贫穷问题、就业问题、家庭问题甚至气候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这就是今天美国的民主党，和欧洲的民主党的情况。你注意到，这其实就跟共产主义很类似了。

但圣经《申命记》中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一句话，就把各种制度决定论、制度进步论和制度崇拜的幻影击碎了。你可以改革制度，比如我们承认宪政民主是地球上最不坏的制度。但任何制度下都一定有罪恶，一定有不公义。所以这节经文的下半句是，“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在任何制度下，爱和宽恕都比制度本身更重要。换成社会科学的语言，意思是说，非政府组织永远比政府本身更重要。政治体制以外的民间社会，宗教信仰，永远比政治体制、甚至司法体制本身更重要。你礼拜天去教会，永远比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更重要。

共产党说现在是盛世，但是对不起，GDP再高也不是盛世，最多是高血压。福山说，人类终结于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了。但是也对不起，这不是盛世的征兆，还是末世的征兆。这样你就看到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了，就是一个灵魂的国度，一个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对立。如果说，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包括自由派的自由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个拒绝灵魂的世界观，是一种人定胜天的终末论。那么基督徒非要说这是“末世”的话，你就等于在统治的合法性上给了无神论政府一个耳光。所以在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中，你几乎听不到牧师们宣讲末世论。因为若让隔壁的宗教局听见就太刺耳，太不给面子了。

基督徒认为国家之上有普遍的价值，这些普遍价值的源头是上帝，在人类的智慧中形成自然法，自然法就是上帝刻在人心里、并显于万物中的律法。从古典的自然法学家到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他们把上帝的“位格”（就是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淡化了，然后认为这些价值叫做“天赋人权”，叫做“不言而喻”的。到今天又有一些更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他们继续把这个非位格的“天”也去掉了。但最终，他还是一定要承认有普遍价值，而且这个价值高于国家，先于国家。高于国家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定有高于任何民族国家的意义。如果连这个都不承认，那就没有法律，也没有宪政了。法律就变成“统治阶级的意志”了。那不叫法律，那只是强盗逻辑。换句话说，法律的真正含义，就是不承认政治国家的强盗逻辑。

这就是政治学上称为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你到梁山去，李逵跳出来拿一把刀，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然后说，我是梁山地方税务局的局长。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到底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要钱的那种权力，跟国家税收的那种权力，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李逵要钱，和宋徽宗收税，这个合法性的背景和差异到底是如何建立和被区别的呢。

也就是说，在你所理解的那个世界里，你一定要在“成王败寇”之上，划出一个清晰的界限。这就是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信仰。当老子在一边冷言冷语的说，“窃钩者死，窃国者诸侯”。你可以有底气说，我所相信的是值得我相信的，我能分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国家权力，什么是犯罪。我能肯定我服务的对象是法律，而不是强盗。如果你有这个信念，你可以把你的职业放在一个整全的世界图景当中，去获得一种正当性。那么律师对你就是一份神圣的职业，而且和你的生命血肉相连。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职业放回一个完整的价值世界当中去认识，那么对不起，律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一种职业。你也不可以说，我做一个案子就像人家做一根板凳。你心里很清楚，做案子和做板凳是不一样的，就像李逵和宋徽宗那么不一样。

在清教徒的世界观里面，是非常看重政治的。基督教甚至比一切的宗教都更看重政治，他的政治哲学是一切宗教里面最完整、最成熟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不是一种“私有化”的信仰，也不是一种精神家园式的信仰。基督教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上帝是宇宙的主权者，是万物的立法者和大法官。它要处理那个“相濡以沫”的问题，处理永恒国度与地上国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督徒的看重政治，却是把政治在整个宇宙世界的图景当中，摆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图景中去看限制政府权力，限权首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如果以基督徒在他的世界图景中给予政治的这个位置为坐标，比这个位置更高的就是专制。比这个更低的就相忘于江湖了（无政府主义）。

可是你忘得了江湖，江湖不会忘记你啊。我就想起台湾的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曾经到成都见到老诗人流沙河先生。他们都写过庄子。蔡志忠就问，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都这么爱谈论政治呢，台湾的知识分子没这么爱谈政治。沙河先生就讲了一个庄子的故事，叫适足忘履。如果你穿的鞋子很合脚，很舒服，你一天在外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穿了鞋子。如果你的鞋子里有一粒沙子，那就每时每刻你都知道自己脚上有一双鞋子，鞋子里有一粒沙子。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回到刚才谈到的“国度”概念，清教徒的世界观是一个国度化的世界观，所谓国度，就是用一个属灵的眼界去看万事万物，然后看到了真正的主权所及。眼睛看得见的叫国家，眼睛看不见的叫国度。宇宙万物，都在两个国度里面，一个是亚当的国度，一个是基督的国度。有一位神学家说得好，在上帝眼里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全人类都悬挂在他们的腰间。这个意思是说，全人类都是一个来源。和“人是猿猴变的”相比，“人都是妈生的”，听起来不是更合理吗。

有人以为基督信仰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这话不错，但这是被世俗化的学术所误导的看法。基督教的人观，第一是整全的人观，就是身体、灵魂同在一个位格中。第二是群体的人观，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类，而不是有60亿种人类。没有任何宗教像基督教这样，能够赋予人类一个完整的共同感。不错，在上帝眼里，每一个单独的人都是那么独特。但在上帝眼里，所有人又都是同一个人。所以在圣经中，上帝称呼雅各（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为以色列，也称呼以色列民族为雅各。

个人主义，是指向一个人的良心而言。一个人的信仰与良心，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不能否定、不能削减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基督教是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终极命运，必须是他自己独自面对永恒的上帝。父母、配偶都不能陪在旁边。但基督教在另一个意义上，却不是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反而接近社群主义所理解的人类。甚至比社群主义更强调“群体的人”。在美国，自由派倾向于个人主义，保守派倾向于社群主义。实际上，基督教所理解的人，是这两个方向上的完美叠合。

这就是一个国度化的宇宙世界。一切犯罪的，都在亚当里不能自拔。一切基督的门徒都在基督里，成为他的身体。亚当的国度，就是被罪的权势所束缚的国度，所以也就是撒旦（魔鬼）的国度。在基督教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两个属灵国度的争战。这个争战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又为我们活。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复活意味着整个历史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已经救拔了罪人，把相信祂的人从撒旦的国度迁到基督的国度里去了。但这个属灵国度中的胜利，要落实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和历史处境当中，是需要每一个人以信心去回应，去领受，去经历，又或者去拒绝、去藐视的。所以对每个人而言，对世界的历史而言，这个争战仍然在继续当中。于是基督徒看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后，人类历史的意义就是心灵与处境的对峙。

这时你看，基督徒对自由的理解，就与自由主义者完全不一样了。自由主义说你必须给我划定一个个人权利的范围，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里面的内容就叫做自由，“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进来要先敲门。这叫做消极的自由。但保罗谈自由，是在一个灵魂的国度当中去看人的自由。首先他说，我们有犯罪的自由，却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他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但保罗叹息自己没有这样的自由。我说明天早上起来戒烟，后天开始我不睡懒觉了，我要早上6点起来下去跑步，大后天开始任何人骂我，我都不记恨他。我要对每一个人微笑。结果第二天起来呢，你第一个就冲着老婆大吼大叫。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人的“自由意志”有能力让我们自由地犯罪，却没有能力让我们自由地不犯罪。所以路德说，人因为原罪而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意志”，我们的意志从此被罪所捆绑，想犯罪时我们的意志特别强大，想不犯罪时我们的意志就软弱无比。

所以保罗就说，我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看到，这才是我们生命里头最根本的一种处境。而这个处境和制度之间没有关系。我知道有人被称为“民主斗士”，但在家里他一样打老婆。这笔帐你总不能算到共产党头上去吧。如果你的灵魂不自由，你的心中有罪孽、苦毒和怨恨，任何制度转型也不能给你自由。仿照伯林的说法，想不做的恶，你避免不了，这叫做“消极的不自由”。想做到的善，你做不出来。这叫做“积极的不自由”。因为我们的心灵，无法胜过处境。你自以为自由，其实你的一举一动跟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没什么差别。人家一对你好，你就笑。一对你不好，你就生气。你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笑，就跟条件反射式的，是由处境决定的，是由别人决定的。不是由你的心灵决定的。基督徒把这个叫做不自由。所以他的信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他的心，活在基督里，胜过这个世界，从此不再被处境所决定。基督徒把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自由。

接着我谈第四点，就是人在世界中的使命。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呼召（calling）。什么是呼召呢，圣经描写上帝创造万物时，说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个“称”就是呼召，也是命名。原来万物都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你可以想到一个成语，叫“呼风唤雨”。人也是上帝“呼”出来的，是“呼召”出来的，不是“忽悠”出来的。上帝吹气给尘土所造的人，使人成为活人，成为有灵魂的人。所以创造和命名其实是一回事，创造和呼召也是一回事，创造就是为了呼召。所以人的被造，跟人在万物中的使命直接相关。什么使命呢，就是《创世记》所说的“修理看守”。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人是被造物中最高的，神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把万物托付给人，让他治理、管理。这是基督徒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托管的原则。基督徒不但不承认政治国家有完整的主权，也不承认人间有完整的所有权。所以你学法律就知道，只有法国、德国这样骄傲的国家，才设计出“所有权”的概念。英美普通法传统中，只有“财产权（property）”，而没有“所有权”这种狂妄的概念。因为普通法是基督徒的法律传统。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万物的所有权人，但我们是万物的托管者。所以人被创造，就是从上帝那里领有使命，要爱惜这个地球，要治理这个世界。这叫作“管家神学”。人犯罪后，把这个使命搞砸了。但地球存在一天，这个使命就依然存在。救赎的目的不是取消这个使命，而是回到这个使命，在基督里成全这个使命。所以基督信仰是积极入世的信仰，而不是避世的宗教。避世是残缺的世界观的产物。

每个基督徒都是在呼召之下，积极入世的基督徒。但天主教时代，把圣俗之间过分对立起来，你做神职人员，就是领受呼召的，你如果卖猪肉，好像就说不上神圣了。新教改革澄清了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认为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世俗生活中把那个属灵国度中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清教徒的天职观。前面说到韦伯，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清教徒（加尔文主义）视自己从事的工作为圣职的呼召密不可分。

这就是近代“职业”观的产生。“职业”这个词最早就是呼召的意思。但当我们今天说这个词，已完全是另外的味道了。比如你说，我做律师只不过把它当一份职业，你想说的是我做这个不过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已。我并没有在这上面寄存我太多的生命理想和价值。或者用中国文化的概念说，只是“安身”而已，而不是“立命”。但放在两三百年前，当一个清教徒说，我做律师是我的一份职业。他的意思是指向“立命”的，不是指向“安身”的。当你说这是你的职业，说明你是一个怀着很强使命感的人，哪怕你只是一个扫烟囱的，但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或吃或喝，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不过韦伯是从社会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去评价这一切，而不是把清教徒的天职观放回基督教的那个整全世界观中去观察。他点出了重要的问题，但无法完整地阐释这一切。因为韦伯一生对基督教信仰困惑重重，尤其对加尔文主义所理解的那一位上帝，始终怀着怨恨和距离。而在当时，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已经轰轰烈烈的向着新世纪敞开了。于是面对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韦伯开始把价值和事实分开，认为知识和学术可以离开价值立场，而且必须离开价值立场，却仍然具有客观性。这是对基督教世界观的一种背叛，也是对奥古斯丁说“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的知识论传统的一种背叛。

但韦伯由此开创了近代学术的传统。他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就是在离弃上帝“呼召”的背景下，对清教徒职业观的一种世俗化的继承。今天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思想学术的某种准信仰的立场，就是从韦伯这里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士大夫精神的遗留。

18世纪英国大复兴的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叫卫斯理。他有一句名言，概括了清教徒商人的职业精神。就是“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拼命的捐钱”。直到20世纪，你在英美的一大批企业家身上，还能看到这个影子。第一个亿万富翁摩根回答记者时说，我的成功得益于妈妈从小告诉我的三句话，第一是凡事谢恩，第二是有了钱就捐出去。第三是每个礼拜天早点去教会，坐第一排。韦伯在他的书中，也论证了这种清教徒精神是怎么让资本主义变得如饥似渴的。但今天，很多人有一种过于实证主义、过于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也好，民主也好，都是追逐利益的冲动在妥协下的产物。好像你只要足够爱钱，就能爱出一个资本主义来。甚至有人说，要“骗出一个体制”来。但是清教徒的历史，英美两国的历史也许可以让你看到相反的另一面。就是你足够爱上帝，爱真理，爱公义，你就能爱出一个宪政主义来。

这是我简单谈的，什么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它的核心就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它的两个关键词，一是审判，二是救赎。这个完整的世界观在清教徒时代被表述得最完整。但我说得并不完整。我归纳一下上面的四点。

第一，宇宙世界的本质是一场属灵的争战，灵魂世界决定物理世界，上帝之城高于地上之城。

第二，历史是上帝永恒计划展开的舞台，上帝不但创造，而且护理着这个世界。这个永恒的计划就是人的被造，人的堕落，和人的被救赎。救赎的历史决定世界的历史。

第三，宇宙是一个国度化的宇宙。只有亚当和基督两个国度，只有毁灭和救赎两个结果。宇宙没有第三条道路。

第四，人活着就是为了领受上帝创造、拯救和呼召的使命，去托管宇宙，看顾万物，和彼此相爱。

最后一点，是末日论和最后审判，是基督教世界观下对审判权的理解，这和宪政民主学说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单独谈，也就是今天的最后第5个部分。

2017-02-07 08:00

——摘自王怡的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