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成都人，有人说成都人很难信主， 因为成都的天是那么灰暗，那么低沉，所以有句话叫“蜀犬吠日”，狗看见太阳出来就叫唤。我第一次唱那首赞美诗：“天离地有多高”。我就嘀咕，说天离地没有多高啊！
信主之前我一直写作，我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公义、自由和民主，好像一直在忧国忧民。所以，以前的写作主题都是公义与自由。当你相信你所说的，自己就好像是公义的代言人。这里有一幅画，是希腊的正义女神：一手拿着剑， 一手拿著天平，但却蒙着眼睛。蒙眼表示谦卑，表示自己本来不配站在那个位置。一个非基督徒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不以为自己是公义的代言人，不以为自己在行公义， 好怜悯。所以，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自己的自义和骄傲难以被打破。后来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看到一幅标题为“公义使列邦高举”的油画：这是希腊的正义女神在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面貌。她一手拿着天平， 一手也拿剑， 但是剑尖下面指着一本书，就是圣经。2005 年，我和妻子去瑞士， 在日内瓦的圣三一教堂里，我们跪在那里祷告，这幅照片象征着我生命的顺服，从此在基督里重新寻找写作在我生命中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碎。今天， 我很感谢神，能跟大家分享信主前后，在写作里的更新、破碎和挣扎。也多少有些反思。
先介绍一下我的作品。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是一本电影随笔。第二本书《不服从的江湖》，一本思想随笔集。第三本叫《美得惊动了中央》，从书名可以看出，这几本书有多么桀骜不驯。第三本是自己印刷的， 邮寄时新闻出版署查封了 800 多本，当真惊动了中央。信主后，我的第一本书是法学专著，《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这是从圣约的观点来试图重新理解宪政主义，思考为什么有法律？这是我信主后在专业上的一种表达，希望在信仰中来更新对国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与神亲嘴》也是自己印刷的，是我信主三年来，面向自由知识分子谈论基督信仰的文字。因为我是从自由主义者过来的，对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深厚的负担。《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电影中的信仰。我在国内一家主流周刊上的专栏 ，通过电影这一文化产品来传递信仰之光。开始写时，妻子有些担心，说每一篇都涉及信仰，会不会被接受。但奇妙的是，这些非基督徒的编辑们，却评这个专栏是他们的年度最佳专栏， 很多读者说他们买这份刊物就冲着这个专栏。我很感谢神，神在松动人心，预备万事。通过我卑微的写作， 让更多读者读到基督徒对信仰的公共表达，和对文化的介入。《自由的崛起》，这是我去年翻译的一本学术著作，关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加尔文主义对瑞士、苏格兰、 英格兰、 法国和美国五个国家的立宪政体的影响。
接着我从五个方面来分享：
一：生养与治理
信主前， 我是坚决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爱太少，我里面的爱是有配额的，给妻子一部分， 给自己一部分，再留给父母，所剩无几了。其实我看不出生养、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义。孔子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在本质上对此绝望。 但这里便有了一个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深刻断裂。一方面，你作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高谈自由民主，一方面你却不想、不敢、不愿要孩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呢。不想生一个孩子来爱的人，却说爱我的同胞，你不脸红吗。许多年来，我就活在这样一个深刻的断裂中。这一断裂，使我所写、所做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假冒伪善。
直到信主后， 我也一度断章取义，看到一处经文讲：你这不生养的，要高声欢呼。所以我高声欢呼，说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但在 2007 年父亲节前夕，神奇妙地改变了我。那一周我准备父亲节的讲章，我没做过父亲，我也觉得我的父亲不怎么样。我以前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因为我在地上没看见过父的典范；我也不知怎样做孩子，因为我在地上也没有看见过子的典范。当我预备到某一部分时，圣灵的大能改变了我。周六晚上十点，我转过头来， 心血澎湃地对妻子说：我已没有阻拦了， 我们可以要一个孩子吗。我妻子就流泪了。第二天我在教会证道，告诉大家。他们都说：是真的吗。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顽固的丁克一族。如今，我们的孩子一岁零八个月了。我们给他取名王书亚，也是我现在的笔名。
有句话讲：男人写东西跟女人生孩子一样难。因为写作跟“生养众多、 治理这地”的使命有关。一个不想生孩子却要写东西的人，实在是很奇怪的人。当我有孩子之后，我才真正看见写作的意义。我的写作与我的个人生命、也与公共理想才在基督里，被他的宝血连接起来了。我看见，写作对我来讲就是生养和治理。就是透过写作，神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赋予我们以信仰更新文化、以福音牧养大地的使命。这一个领受，对我来讲是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属灵历程。我也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写作跟生孩子一样艰难而尊贵。
中国传统讲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 走“三不朽”的道路。对书生来说，“立功”不太有机会；“立德”又很难，只有“立言”的成本最低。所以国内手机短信很发达，因为发表的欲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诱惑。信主之后，我慢慢自省，看见写作是知识分子拜偶像的主要方式之一。写作，是一种最接近于创世的模仿行为。 我们写作时，感觉就如神一样。因此，我常常问自己，我真的在为基督写作吗？我真的已经与偶像式的写作割袍断义了吗？
捷克作家昆德拉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海边，当他看到神创造的世界是那么美好，看见落日那样辉煌，他感动地流下了第一滴泪。然后， 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滴泪感动了，流出了第二滴眼泪。也就是说， 他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了。你看， 别人都在打麻将， 我却在看落日。其实，人的写作就这样被分为了第一滴眼泪的写作，和第二滴眼泪的写作。拜偶像的写作是第二滴眼泪的写作。这是很大的试探。对越有恩赐，从属世的眼光看越有成就的人来讲，越容易落入这种试探。
二、启示与见证
基督之前，有两类的人类写作。一是领受特殊启示之后的表达，就是旧约的文学。二是没有听到特殊启示，但在普遍启示里面仰望、呼唤，在那里向上揣摩。这里面良莠不齐，龙蛇混杂。柏拉图和老子都在这一写作的高峰上。他们没有听到上帝关于救恩的启示，但他们的呼唤与揣摩，都惊心动魄，都有对被人的罪所遮挡的上帝隐约光芒的敬畏。
基督之后对人类写作构成了挑战。因为基督来了，死而复活了。因此一切写作都不能不面对这一事件。人类的写作也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相信基督的写作，是为“我们也见过，也信”的真理作见证。基督之后，人类所能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就是见证，也只能是见证。
第二类就是对此无知的写作。对不信基督的人来讲，他的一切文字，仍然停留在揣摩与呼唤的洞穴里。当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在人间宣告了救赎之道。从此一切不相信基督的写作，在本质上都是假见证、假先知，也不可避免地是落入偶像崇拜之中的写作。基督之外的写作，唯一的价值，是罪人对绝望、黑暗和罪性的刻骨铭心的描写。但当一个非基督徒作家，无论他多么优秀，当他试图对人的命运、结局、出路与梦想，多说一个字的时候，他都是在另传一个福音。因为罪人的最高智慧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然后闭嘴。所以除非你不开口，一开口就只有两种，要么指向基督，要么崇拜偶像。
基督到来之前，人类的作者中间，有许多思考与呼唤，都值得我们尊敬并吸收。但基督来过之后，所有非基督教的哲学家、作家和教授们，他们试图描述的那些体系、思想和图画，尽管在人看来不乏洞见，但他们的一切写作加起来，都是假先知的写作。因为凡是不曾以信心回应基督十字架的写作，都不过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作伪证。
今日世界的文化，就充满了这些东西，包括各个艺术层面，也包括世俗心理学。这些假先知的写作，宰制着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甚至包括基督徒。比如有位独身的姊妹，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给你开的药方都没有用，你只要结婚，什么忧郁症都好了。你看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假先知，连医生都在砸牧师的饭碗。我们为什么写作，我们的写作要从中脱颖而出。我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文章固然好， 但太保守，处处都要谈耶稣。我说，我希望大陆有更多保守的基督徒都加入写作的事奉，并靠着恩典，在生命和真理上日日更新。有一次，我跟一位慕道友说：什么是我的信仰呢，我并不是相信一位我的神。我相信的是“我的神就是你的神，那怕你不信神”。我的一切写作，都是要彰显这个信仰。并在这个信仰中去描述世上的一切。
换句话说，在基督恩典里的写作，是第一滴泪的写作；在基督恩典之外的写作，是第二滴泪的写作。在基督复活之前，人类写作的最高范式是启示。没有一种写作，可以超过旧约先知的写作。而在基督复活之后，人类写作的最高范式是见证。但没有看见，怎么作见证呢。所以一切不相信基督的作家，都误以为自己仍然在“启示”的范式下写作。就如犹太人仍然在等候弥赛亚，结果现代写作在本质上都是在“等待戈多”。这就是我说非基督徒的写作都是假先知的意思。
我说的见证，是以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呈现的。包括虚构文学。但最打动我的是仍然是非虚构的见证式写作。东正教徒索尔仁尼琴能在俄国写出《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好作品，我们中国的新教徒也应当如此。我不是贬低虚构文学，基督之后的虚构文学， 在本质上也是对十字架事件的真实见证。
三．敬拜与偶像
首先，写作是一种敬拜方式。《诗篇》33.3 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有一次，我在发烧中作梦，梦见自己写了很美的句子。在梦里，我祷告，说神啊， 你可别让我早晨起来忘了这些句子。结果醒来后，我还是忘得干干干净。我想主的心意，是让我深刻体会到，我写过的最好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从圣灵来的。有位朋友曾问我：可不可以引用我的文字。我开玩笑说，当然可以。因为凡是造就人的部分，都是从神而来的，我没有版权。 凡是错误的和不造就人，那可是有版权的，是我自己的。
信主前，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骄傲的资本。甚至就是一种自我敬拜。现在，写作慢慢变成一种谦卑的领受，结果写作变得更美好了。写作对我来说，是灵修，是敬拜，也是一个破碎和攻克己身的过程。过去两年中，还有几次，我已写好的文章因为电脑故障，完全找不回来了。我几次经历最深刻的沮丧，然后甘心乐意地承认，凡是好东西都不是我的。我完全不可能再写出一模一样的文字。因为写作是一种敬拜，除非你再次来到主的宝座前，再次为你的写作低头祷告，再次在写作中举起手来。
其次，写作是一种传道的方式。清教徒时代，荷兰的改革宗教会曾有一个会规，所有会员要翻译或写文章，都要跟教牧团汇报。写完之后， 要由牧长团审阅。这就是说，写作是神圣的，写作就如同牧师站讲台一样，是圣言的执事。我们现在不这样了，牧师的讲台不能随便站， 写作却是完全自由的，一个基督徒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不需要谁来批准。我不是建议要回到这个教会法规去，而是希望每个基督徒写作者，都自己审查，认识到写作即传道。没有呼召，怎能传道呢。不知道，怎能传道呢。但今天我们对写作的态度过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换言之，就是压根不打算对我的文字会对别人灵魂造成的影响负责任。
我说写作是拜偶像的方式。我的体会，自我、道德、名利、审美、民族、国家，都是容易陷入的偶像。譬如华人的敬拜诗歌中，总有太多过于看重民族、 国家的情结。这是个很大的偶像，与教会的国度化相左。《诗篇》137：6 说，“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有首歌却这样写道：“中国啊，中国，若我忘记你， 宁愿右手忘记技巧；中国啊，中国，若我忘记你，情愿舌头贴于上膛”。这首歌曾使我很感动，后来却意识到，这正是一首第二滴眼泪的诗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取代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基督的国度，成为了最大的偶像。就如丁光训著名的“椭圆论”，说我的信仰有两个圆点，一是基督，一是中国。近年梁燕城博士有个流传的“父母论”，说上帝是父，中国是母。这和丁光训的三自神学如出一辙。但是对不起，我只知道从初代教会以来，不以教会为母的，就不能以上帝为父。很多知识分子都很难超越民族、国家的观念。包括审美。蔡元培说，用美育来替代宗教，提升民族的素质。许多艺术家也这样讲，艺术就是他的神。这种种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中，我们必须以整全的信仰，去不断归正和梳理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教会的意识形态。
512 大地震后，北京三自教会的牧师带着会众，在教会门口举行国旗降半旗仪式。三自会是把爱国放在爱神之上，扰乱政教关系的。但实际上，可怜我们家庭教会，甚至一些海外教会，在教会的意识形态上也没有太多差别。每个基督徒作为公民，当然可以参加升国旗仪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但这绝对不是牧师、不是教会要做的事情。但这种民族国家的偶像，却对“属中国的基督徒”有着深入骨髓的影响，也支配着华人基督徒的写作。
四． 哀歌与赞美诗
写作是一种悔改的方式。信主后最打动我的，是大卫诗篇里所经历的的痛苦。如《诗篇》42.3，“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信主前写的诗，就充满了寻找真理的一个挣扎过程。信主后，读到诗篇 84：6，“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也是我们教会名称的来源。我觉得这是人类史上最美的诗歌。我写了篇文章《从哀歌到赞美诗》。其实赞美诗在中国诗歌里是一个空白，但中国诗歌里其实也没有过真正的哀歌。真正的哀歌是在对己罪的悔恨中写出来的， 所以，写作是一种悔改的方式。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写作。
信主后我在写作上一个最深的领受，是对写作者这一身份的悔改。《诗篇》5：9 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节经文深深地抓住了我。有一次整理文稿时， 我发现自己已经写下超过 200 万字。这让我很害怕。这就是知识分子白纸黑字的罪啊。你干吗要写呢？如果卖了 200 万斤猪肉，我想罪还不够大，因为就算肉里掺假，也不会影响人的灵魂得救。但你写下每一个字，却都是在作见证，或者作假见证，都是在造就，或者是拆毁。 绝对没有第三种既不造就、也不拆毁的文字。我就跪下来请求主帮助我，先对写作悔改，再对写作恐惧战兢，然后让我在写作中经历到神恩惠福音的同在。
但基督徒写作者很容易跳过哀歌， 直接传福音，每当希望分享神的爱时，就想写赞美诗。就像传福音时，我们总想分享信主的喜乐，却难以将自己的软弱、挣扎和黑暗，都委身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基督徒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里面，生命经历最深刻、内心挣扎最惊心动魄的人群。但我们写出来的文字，却仍然缺乏这一生命体验的深广。在汉语中，最缺乏的是刻骨铭心的哀歌和忏悔。我们不忏悔，谁在汉语中忏悔呢。我们不发哀歌，谁在汉语中发哀歌呢。基督徒应当与这个世界分享我们从哀歌到赞美诗的经历。基督徒可以写出最好的哀歌，让世人看见天与地有多远，我们的罪孽忧伤和天父的圣洁慈爱就有多远。当这个辽阔的空间被描绘出来时，基督的道成肉身，才那么夺目。
我们要写什么——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彻底的哀歌，哀到让人扎心。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伟大的忏悔录。
为汉语文字，描述出最完整的圣经世界观。
为汉语文字，写出最敬虔的赞美诗。
五．在中国文化中表达如下主题：
我们的写作，当以信仰进入文化，刺入中国人心灵世界和价值观的深处，去撕开那些潜在的偶像，打通那些灵魂苦旅上的穷途末路。我个人的体会，试着提出以下几个契合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主题。
1、从苏武到摩西。这是流浪的主题。包括 64 一代民运人士的流浪，都仍然是苏武式的。还没有走到摩西，真正的旷野在前面，流浪者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流浪，为什么流浪。
2、从逍遥到拯救。这是刘小枫早年提出来的。怎样从逍遥走到拯救，从佛道走向基督，从泛神的自义走向一神下的顺服，这是自由的主题。基督教将全面挑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由观。
3、从普罗米修斯到十字架的基督。这是救赎的主题。普罗米修斯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悲壮观，和英雄主义的自我期许。以及传统的澄清天下、解民于倒悬的士大夫情结。五四之后，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成为有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 LOGO。唯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破碎这一 LOGO，又能医治这一破碎。
4、从死亡到复活。这是生命的主题。复活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母题之一， 甚至连死亡都不是。但一定要经过死阴的幽谷，才能带进来复活的盼望。只有从中国文化中的哀怨、哀伤、哀恸，走向真正的哀歌，死亡的意义才能真正被凸显出来。
最后，我想补充分享一点，是基督徒写作中的急迫和焦虑。我自己常常很急迫， 希望在公共领域里表达信仰， 但时时受制于语境，以及政治、 社会的冲突，更加受制于文字表达与个人灵性生命之间的落差。这种焦虑据我观察，在大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信主时间不长，反思不够，生命需要成长，老我也在不断破碎。虽然信主后写了几本书， 但真正为基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我希望，十年， 二十年后， 有真正蒙神喜悦的作品。因此基督徒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唯有在写作中经历恩典，才能医治急迫和焦虑。这一过程将持续到见主面的时候。我祈祷在那时候，可以确定有一些合神心意的文字。
第一次读到 C.S.Lewis 的作品时，特别感动。我向神祷告：求主赐下中国的C.S.Lewis。杨腓力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一书中讲到，苏联解体之后，他看见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到教堂受洗。就问其中一位排队的人：“我以为基督教早就在俄罗斯消失了”。 那人这样回答：“只要我们的书店里还在卖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基督教就永远不会从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消失”。
我们需要属基督的中国人，需要中国的 C.S.Lewis、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不是我们，而是下一代。但神给我们的异象和呼召就从今天开始了。盼望我们大家彼此激励，走在这个属天的异象中。谢谢。
（在创世纪文苑 洛杉矶台福神学院的讲座 感谢洪晓寒姊妹根据演讲录音整理）
2008 年 12 月 13 日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