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期，我瞭解文革的主要方式，是发生某些事时偷看父母的反应。因为文革一直都写在他们的脸上。直到最近，母亲读一组反右的纪念文章，她腑内忧伤，心脏跳得太快，痛了好几天。父亲说，你要进得出，还要出得来。记得小时候门前都挂着一句“出入平安”。可进去了不安，出去了一样不安。意义一定是整全的，包括幸福与磨难，此岸与彼岸。意义不是残疾人，幸福也不等于“向后转，齐步走”。

幸福不是毛毛雨，更不是一场假想中的芳香之旅。幸福是我父母一辈子都在模仿的东西。我们一代一代地模仿，当你失去更高的盼望，在时代的捆绑中，在一场突如其来或事先张扬的生活里，你认定自己已不可能赢得更好的奖品。你就如同这部电影末尾的晚年李春芬，一个人坐在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露出油菜地一样随风荡漾的微笑。风怎么吹，你就怎么笑。

领袖的石膏像，是这部爱情电影里一个游荡的幽灵。我一生最初几个记忆之一，就是 3 岁时指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大喊“婆婆”，惹起满屋哄笑。如果我当时就懂得察看父辈的脸，会发现有人回头张望，露出一闪而过的惊慌。没有人觉察到我对领袖性别的误认，无意中说出了对政治隐喻的破译。尽管领袖曾是生活里最大的偶像，但领袖并不等于那曾经主宰了我们父辈生命的权威本身。那种迫使劳模司机老崔和售票员李春芬的婚姻向着一幅画像折腰的权威，既是阳性的，也是阴性的。专制主义是一种传统的父权式统治，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的母权式譬喻。当它们结合之后，你们才可能结合。

舞蹈家叶维丽是当年北师大女中的学生，她回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场景。一些学生和主席握手后，欢呼雀跃，几天都不洗手。所有人又来和他们握手，让幸福像化妆品一样传销。叶女士说，我常在想，如果当时我也经历了那一幕戏剧性的场面，我对那场运动会不会更加投入，更加无力自拔？

电影中的老崔，用一生给了观众一个反面的回答。他是一个“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司机，带着天大的荣誉去支援三线建设。他把和主席的合影挂在“向阳号”标兵车上，无数乘客都抢着和他握手，仿佛想从他肥厚的肉里挤点什么出来。因为幸福就像海绵，要挤总会再挤一点出来。若从市场的逻辑说，这对其它司机实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和领袖握手，就是以一种肉体的方式被统治，而不像其他人仅仅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被统治。人们的仰望，将那被仰望的，活活仰望成生命的偶像。老崔的悲剧在于，他的幸福从此被另一个男人死死握住了，再也不能抽出来给他心爱的女人。直到他死，他手上留下的味道，还没被别人磨蹭干净。

这部电影的一个动机，是要解释老崔在新婚之夜的阳萎。如果几个小时之前，新娘新娘才向着领袖的画像鞠躬，怎么可以当晚就打碎他的石膏像呢？政治恐惧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解释，他们连夜把打碎的石膏像悄悄掩埋，也从此把自己的幸福掩埋了。更深一点想，向领袖画像鞠躬是结婚仪式的一部分，论证了革命婚姻的合法性。因此打碎领袖塑像，其实也是对婚姻合法性的否定。老崔为什么变成了性无能，我的解释是他的婚姻因为一个领袖塑像的破碎，而沦为了一场野合。这正是后来油菜地里那一场“野合”戏的味道。李春芬以为席天幕地会激起老崔的情欲，事实恰恰相反。对野合的恐惧，正是老崔婚姻悲剧的实质。

在《创世记》里，亚当看见夏娃，口占了人类的第一首情诗，“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你为女人”。接着上帝设立婚姻，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把婚姻称为一个在上帝面前的盟约。夫妻的爱，根源于对上帝的爱和信实的仰望。在这样的仰望里，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山盟海誓就被成全了。在中国古代，婚姻则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人们所仰望的，乃是家族的荫蔽。无论人们是否相信上帝，自古以来，我的祖先就从没向着国家去仰望过一场婚姻的神圣性。没有国家之前，人就有了婚姻。一对相爱的人在婚姻里的那个“约”，一定在国家以先，也在国家以外。即使古代的皇帝赐婚，也只是对家长权威的一种替代，而不是婚姻合法性的另一个来源。不然历史上也不会有那么多公主嫁不出去。

但在老崔和李春芬的时代，国家成为婚姻的命名者。当主席的画像成为婚姻的监护人，打碎石膏像的意外就使他们的婚姻失去了一个应许，而沦为野合。一辈子都“向阳”的人，反而“阳”不起来了。因为有祝福才有幸福。对一个与领袖握过手的被统治者来说，一场不被领袖祝福的婚姻，怎么硬得起来呢。更何况这场婚姻本来就是借助组织力量安排的，石膏像事件对婚姻合法性的否定就显得更加强烈了。不依靠这个像所代表的权威，你老崔能和年轻漂亮的李春芬结婚吗？所以新婚之夜打翻塑像，就露出了这场婚姻比野合更不堪的实质，没有国家保驾护航的同房，其实跟强奸也没有区别。

对李春芬来说，领袖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她一生中两次爱情的催化剂，都是电影前面加映的纪录片。春芬和刘医生在大雨磅礴的露天电影场，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使他们的初恋得到相互的肯定。他们的激情暴露后，刘医生在政治压力下背叛了爱情。春芬去看组织上安排的另一场电影《卖花姑娘》，加映语录的间隙，发现隔壁老崔脸上的泪水。她在那一瞬间决定嫁给这个实诚的人。所以春芬的幸福也需要领袖的祝福。尤其当老崔出车祸瘫痪后，她一边照顾他二十多年，一边搜集领袖的画像，用余生去补充对合法性的论证，用一种值得尊敬的方式，持之以恒地模仿着幸福。

直到 2006 年的情人节，女主角张静初在放映会上，还应邀演唱了电影中那首《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这部电影有诚意，但对那些过往的岁月却暧昧不清。我不清楚这种暧昧到底出自导演章家瑞对过去时代的体贴，还是对当今时代的体贴？如果说时代曾经绑架了爱情，导演也绑架了我们的记忆，也许不太公平。至少《芳香之旅》借着一场不被祝福的无性的婚姻，把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谎言，还原成了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时女囚爱上衙役，有时人质爱上绑匪。对幸福的模仿就花样翻新。

最荒诞的剧情，是这部电影竟然放在情人节上映。生活至此，情人不是情人，偶像不是偶像。人在卑微的生活中，已不知道该向着什么方向去仰望。就像我们的祖先向着东南西北，分别磕上三个头。导演打捞了一个属于我们父辈的故事，只是打捞而不是拯救，因为拯救需要有人跳下去，把自己当作那沉沦的罪人。而打捞只需要站在水边，维护着一个“人性的、太人性的”乌托邦。人们常引用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反过来，春芬的恒久忍耐就被误认为今天所缺乏的一种爱。但人们总不太记得下半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在爱中的忍耐不如不忍耐；不在恩慈中的爱，也不是爱，而是对爱的偏离。就像箭偏离了靶心，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他们用一生去扮演一个爱人。爱得不好，但演得很好，演得几乎和张静初和范伟一样好。

1792 年，这个年代再次显出它的与众不同。法国大革命关闭了教堂，从此新婚夫妇必须到政府进行强制性登记，婚约才能有效。只有当政府开具了婚姻证明，神父才能装模作样地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问，某某你愿意娶某某为妻吗。新郎就在心里嘀咕，结婚证都揣在兜里了，还有什么愿不愿意的。从此，一个行政国家夺走了上帝对婚姻的命名，连爱情和婚床也垄断了。汉学家凯瑟琳·卡利兹在她的《欲望、危险、身体——中国明末女德故事》中，描述明朝廷如何参与对女性贞德的塑造与命名，得出结论说，“由有权的社会成员向无权的社会成员授予价值，只不过是使后者物化的又一具体例子”。朱晓东也在《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考察过婚姻制度与革命政权的关联。1930 年，毛泽东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出台的第一部法令竟然就是婚姻法。革命者通过对婚姻的主宰，来攫取对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命名。并以一种绝对的离婚自由，实现了革命对女性身体的再分配。性与婚姻被当作革命的胜利果实献给了人民，也成全了当初那个“到地主的象牙床上打滚”的誓言。

就如对土地的霸占一样，国家在“土地“和”婚姻”这两样大地上最重要的产业中褫夺上帝的主权，完成了它的“创世记”。从此也将人们对幸福的仰望扭转了方向。人们活在这种被扭转的命运里难以察觉。直到如今，当一切偶像被打碎之后，谁来祝福我们的婚姻？叫一男一女委身其间，无论贫穷还是富足，健康或者疾病，一道仰望爱情的上空，经过世上的苦难，赦免彼此的伤害？婚姻的合法性，已在当代社会摇晃不已。对基督徒来说，婚姻登记是对政府权柄的一种顺服。但只有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的宣告，才是对一个婚约的命名、应许和祝福。另一些年轻人则披上凤冠霞帔，回到一种形式主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讨一个蒙福的口采。但更多的夫妻依然在婚宴上任人摆布，有人宣读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以国家的名义说，“我宣布他们的结合是合法的，是有效的”。

这句模仿幸福的话，叫埋在地里的石膏像也泛起了红晕。如果被老崔听见，可怜他的毛病又要犯了。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