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岁的男孩大卫，从二战后的保加利亚劳改营逃亡，穿越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去寻找母亲、自由、信仰和“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影片开头，大卫趁着停电半分钟，那一场紧张而静悄悄的越狱，也许是电影史上最美好的越狱镜头。一个孩子非同寻常的逃亡，隐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看这部电影，是因为读到原著《我是大卫》的中译本。也因为我将为人父，大卫的逃亡与成长，以及电影中这孩子的眼神，实在有一种我在影像和文字中许久没有遇见的光芒。在瑞士，当大卫遇见的那位女画家说，“有人打碎了这孩子的灵魂”。我的心痛，就像心痛自己未来的孩子，以及心痛自己。

1963 年，丹麦作家女安娜•洪在冷战的铁幕下创作出《我是大卫》，将一场从东欧到北欧的地理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的逃亡，超越人类的世代，而描绘成一个关于永恒和生命意义上的成长寓言。数十年来，这本书成为青少年成长小说的一部经典。2004 年的电影改编也获得成功，扮演大卫的那位童星演技惊人，在几个电影节上得到新人奖。中译本先在台湾出版，获得了《中国时报》2005 年的“最佳青少年图书奖”。

大卫的父亲是英国人，带着全家去保加利亚帮助抵抗苏俄的扩张。在劳改营中，一个典狱官爱上了大卫的母亲，却处死了她的丈夫，然后帮助她逃亡到了丹麦。在离职的前一个晚上，这位典狱官再次安排了大卫的越狱，他没有告诉大卫真相，只叫他带一封信去哥本哈根。于是这个在阴暗的劳改营满怀忧郁、戒备、“不会笑”的孩子，孤身上路，开始了旷野中的流亡和成长。

电影《耶稣受难记》的主角卡尔维泽，扮演了大卫在劳改营中的朋友和精神导师约翰•尼斯。尼斯告诉大卫一定要逃出去，才能得着美和自由。他对大卫说，从前以色列有一个国王也叫大卫，写过许多赞美诗。尼斯常为大卫背诵另一个大卫的诗，“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呢”？尼斯回答，因为他们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大卫气愤地说，让他们去死吧。尼斯摇头，说永远不要这么说，也不要这么想。他帮助大卫学会仰望自己所相信和依靠的力量。在逃亡的路上，大卫发现自己实在一无所有，他对自己说，我也必须要有一个神，好向他祈求。可是在劳改营中大卫听说过各种各样的神，于是他想起尼斯为他背诵的《诗篇二十三篇》，决定从此要向那一位“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祈祷。

小说中，大卫的那些祷告非常可爱。假若父母是无神论者，孩子们多半就会把父母当作神，想要什么就向父母开口，并一定要得到。最初的成长，就是当他终于发现父母不是神，不能满足他的渴望，就开始转向其他的“神”，或者接受世界的荒凉。但大卫学会了向他的“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感恩，他祈祷说，我很惭愧，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有一次，当他勇敢地冲入火宅，救出小姑娘玛丽之前，大卫祷告说，这一次我不要你帮，让我自己来，给我一个回报你的机会吧，我是大卫，阿门。

到了后来，大卫和他心爱的流浪狗遭遇到一次危难，终于明白了祈祷不是一种交换，原来真正的信心出于白白的恩典，而不是用回报去赚取一个愿望。

可惜好莱坞在一种“政治正确”的傲慢和顾虑下，在电影中竟用一个寓言式的偶像崇拜，替代了小说中的《诗篇二十三篇》。电影里一个面包师给了大卫一个“伊丽莎白像”，说这是面包的创始人，有什么需要向她祈求，她就会保佑你。这一讨好世界的改编成了电影最大的败笔。它将一个孩子的心灵世界简化了，也羞辱了。小说里大卫对信仰和自由的那些孩子般的思考，被好莱坞强行扔进了另一个劳改营。我仿佛又听见大卫问尼斯，他们为什么要篡改我的故事呢。尼斯回答，因为他们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

我先看电影，后读小说。电影里的大卫令我心疼得想要收养，但小说中的大卫却更令我对生命的成长满怀敬畏。每个人都要经历他的旷野，亚伯拉罕、摩西、施洗者约翰、使徒保罗，都在旷野的流亡和沉默中得到生命的浇灌。连基督也是如此，先独自经过旷野，再以他的话语返回人群。就如最初的创世，上帝在他永恒的宁静中，用他的话语打破了他自己的宁静。当我低头看一朵花，回首瞥见一个孩子的奔跑，或面向内心澎湃的忧伤，我会禁不住想，这一切就是上帝打破他永恒宁静的表现。连孩子也不例外。专家们称为“社会化”的过程，我称之为孩子打破宁静、走过他生命第一个旷野的旅程。就像大卫穿越整个欧洲，他像一个旁观者，看见每个成年人都活在自己的完整世界里。但对他来说，整个欧洲只是一个旷野，就像艾略特在《荒原》里说，沙漠不只在南方，沙漠也在伦敦桥上。大卫走过乡村、城市，在他遇见的每个人的生命缝隙里钻来钻去。就像在森林里钻来钻去一样。

一个孩子就算天天和父母在一起，他也是旷野里的大卫。是谁的话语，让他进入人群，终于凡事和我们一样？一样相信，或一样不相信；一样的罪，或一样的赦免。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日头，照在孩子们的身上。

大卫的逃亡之旅，尽管一切都缺乏，但有三样东西却是他最爱惜的必需品。这三样恰好隐喻了他经过旷野的生命成长，一是肥皂，二是镜子，三是罗盘。

越狱之前，大卫向帮助他的看守开口要的唯一东西就是肥皂。大卫觉得，自由是和清洁有关的。当他在阳光下，用一小块肥皂把“营区的味道和感觉”全都洗掉了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大卫。“如果一直有肥皂，我就一直是自由的人”。肥皂成为生命的象征，因为只有被洁净的人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活泼的生命。在电影中是大卫从军官室偷了这块肥皂，军官要枪毙小偷时，尼斯把那块肥皂从他手中抢了过来，站出来替大卫死。卡尔维泽再一次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这是一处最精采的改编，使肥皂的象征意味更令人心动不已。

镜子则是真理和智慧的象征。在劳改营中，大卫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丹麦去寻找什么。他甚至连自己的长相也不知道，因为囚室的镜子挂得太高了。越狱后他开始照镜子，学会了笑。起初，他怀着对世界极大的畏惧进入这世界。但借着一面镜子，大卫慢慢摆脱了劳改营的捆绑，学会了接纳、帮助和信任。镜子促使他思考，当他吃橘子皮时，他说，“如果我连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都不知道，怎能说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呢”。大卫一开始，在别人面前假装自己是马戏团的，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他有能力思考。他说，“从此我不会再假装自己是其他人了”。

而罗盘显然是道路的隐喻。大卫的第一次祷告，就是当罗盘掉进大海之后。人若自以为知道方向，就不会举目仰望。还一个有趣的情节，大卫在劳改营听人说在欧洲“有国王的国家都是自由的”。他逃亡时便不断问别人，英国有没有国王，丹麦有没有国王。他说，我相信一个国王“不会觉得自己有权剥夺别人的性命和自由”。这不是对一个君主立宪国的浪漫想象，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一种国度观。这里的“国王”，就是大卫诗篇和哈姆雷特的王子身份所指向的那个“宇宙性的王”。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自己的国王，和一个灵魂深处的宝座。生命属乎一个灵魂的国度，如果恋爱是寻找白马王子，成长就是寻找一个真正的国王。成长就是从一个国度向着另一个国度的逃亡，从劳改营的为奴之地，向着应许之地逃亡。直到最后在“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得到安息，确定那至高的宝座上，到底是谁或什么坐着为王？

经过了肥皂、镜子和罗盘，大卫越过他的旷野，终于来到哥本哈根，敲响了母亲的房门，有鼻子有眼地说出了这句话，“我是大卫”。

看过电影，读完小说，我又有怎样的确据，说我是谁？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秦始皇。一个宇宙性的帝制是人永不可能废除的，当人们推翻了一个紫禁城里的帝王，每个人就在自己的心中登上了帝位。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紫禁城。我们的孩子呢，要他像我们，还是像大卫？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