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崛起和复兴成了两个最火热的词语。使我想起在澳大利亚国会，一位议员曾这样介绍他的同事，“胡锦涛主席访问我们时，他是国会里唯一把腰杆挺得笔直的人”。

或许这一幕，会让来自“长期落后挨打”民族的人士，滋长某种难以抑制的自豪感。“复兴”成为话题是一件好事，也有另外一层微妙的意思。中国历史已经终于走到这样一个关口，卿本佳人，它要在道德上开始考虑对这个世界负起应负的责任。一个人、一个家庭、一间公司、一个民族的“复兴”，其中必然包含了对人类社会最起码的道德责任，就是它的治理模式，要接受一个个人自由与生命尊严的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在私人是一个市场的文明，在公家是一个宪政的文明。

关于“复兴”，也叫我想起美国德州一个叫“红河”的地方。它广为人知，主要因为一部电影和一个信仰复兴的故事。1948 年，约翰·韦恩主演的《红河》应该算得上前十位的西部片经典。一场南部经济萧条中，牧场主赶着千万牛群渡过红河，那旷野中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对美国崛起及其西部形象的最佳象征。

那是个什么地方呢，到处是冒险家、亡命之徒和盗马贼，一个被称为“无赖的港湾”的、热气腾腾的开发区。在清教徒那里，金钱的背后是敬虔；但在这里，金钱背后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枪声。但美国西部的复兴，并不是中国最近这 30年可以比拟的。它要继续上溯到另一个发生在红河的故事。1800 年，一位苏格兰牧师来到旷野之中，给人们宣讲罪的可怕，燃烧着硫磺火湖的上帝的审判，以及灵魂的复兴和天堂的荣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枪口还冒着烟的暴发户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布道。很多家庭还带来了帐篷、玉米和冷猪肉。红河地区，从此成为了美国福音大复兴和西部大复兴的源头。这位麦克格里迪牧师，也开创了后来广为流传的、被称为营会（camp meeting）的基督教户外布道模式。

复兴就是“回到未来”
以圣经的观念看，“复兴”首先与生养和治理有关。《创世记》记载，神创造人类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说，复兴尽管不等于 GDP ，但复兴一定和“业绩”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清教徒的信仰可以滋生出强盛的市场文明。因为圣经并不否定财富积累的意义。世上有丁克家庭，没有丁克公司或丁克民族。公司一丁克就死了，民族也是如此。不生养一定不复兴，光生养不治理也不会复兴。

“复兴”的第二个意思是重生。《新约》里有少数几处提到“复兴（restore）”或“重生（born again）”，其实是同一个希腊词。《新约》所预言的“万物复兴”，是指整个宇宙在恩典下的重生，先是个人生命的重生，人的灵魂复苏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找回来了，然后万物也因着人的救赎，而在历史的结局中，从无意义的虚无里一起被赎回，这就是复兴，也是基督教版本的“鸡犬升天”。所以在圣经的世界观中，养鸡也可以有永恒的意义，开养鸡场和结婚生子一样，都是“生养众多”；养鸡和当国家主席一样，都是“治理这地”。

很多人一说“复兴”，就以为要回到传统。要从佛、道、儒里面去找市场文明和宪政文明的双歧因子。但至少以圣经的观念看，“复兴”的意思不是复古，而是重生。或者也可以用佛家的词汇来诠释，叫凤凰涅槃。“复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换句话说，复兴一定和末世论有关。也就是和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对世界的一幅终极图画的确信有关。没有一幅终极意义的图画，就画不出今天的 K 线图；而没有 K 线图，还谈什么复兴呢。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其实也是对一种特定的末世论的描述，从思想起源上看，它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模仿了基督教的末世论，一度爆发过罕见的历史驱动力。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期待复兴，这意味着民间的财富积累，需要一个比政府更大的、比国家更高的理想和定义，就是回到人类普世价值的背景下，去看见一个新的、充满公民的自由和自治的历史图画。市场给中国人提供的不止是财富，也提供了“治理这地”的新模式。今天，各种私人机构在治理上的积累，将在本质上决定未来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

简单地说，圣经中的“复兴”观，就是生命与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繁荣或富裕可以是一种现象，但“复兴”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

制度是信仰的外观设计
论到经商，犹太人和清教徒之后，似乎就该排中国人了。《旧约》中记载，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曾经迎来了一次大复兴。这次复兴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律法”，人们在废墟中重新发现摩西律法，恢复了生命的秩序。第二是“立约”，省长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宣读和讲解律法，重申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圣约。第三是“悔改”，人们听见律法就哭了，跪在圣殿重立的根基之上，流泪、祷告、认罪、归正。

我们的法律够多，合同也签了不少。我们牢里的经济罪犯也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真正的律法什么时候被发现，真正的盟约什么时候被确立，良心的回转和道德的重建什么时候如光落在这个族群，我们什么时候就复兴了。

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中，可以清楚看到，宪法不只是一个制度产品，而是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理想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一个政体产品的背后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无数有信仰的、灵魂复苏的个人，导致了一个自由和自治的政治国家。英国的清教徒运动，结果是君主立宪。美国建国之前半个世纪，被称为“大觉醒”的信仰复兴运动，塑造了后来的美国立宪。纵观人类近 400 年的历史，凡是没有经历信仰复兴的民族崛起，最后都出了大问题。而那些经历了信仰复兴的民族崛起，就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文明。

任何复兴，在本质上是一个“求诸于野”的历程。“民族—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国家没有信仰，它有信仰反倒很可怕。但一个复兴的国家，一定是由有信仰的人组成的。有信仰、有敬畏的人组成的国家，它的外观设计就是立宪政体。换句话说，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信仰的外观设计。

这 30 年一个最大的社会成就，就是私人机构的崛起。这首先意味着民间的财富自治，其次意味着民间对“治理这地”的参与。个人尊严的最终确立，不可能继续满足于以财产权为核心，而是守住这个根本，进一步寻求公民的自治和信仰的自治。家庭、公司、社团、教会、NGO，一切私人机构的治理，势必在制度转型中扮演一个微妙的角色。在西方，近代的国家治理和私人机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教会治理的一种模仿。法国模仿了天主教会，美国模仿了长老会。在我们这里，则是公司，后是教会，民间机构的治理先行，将为一切公共机构的未来复兴提供最主要的参照。

这 30 年中国只做了一件尚未完成的事，就是找回真正的个人尊严。尽管利益驱动仍是最主要的方式，所以我们有了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慢慢把私有财产权团团围住。但在未来，信仰必将取代利益，成为一个新文明最核心的驱动力。真正的复兴，就是“人人有财产，人人有信仰、人人有尊严”。第一步，是利益的崛起，第二步是灵魂的复苏，第三步才可能有族群的复兴。每一个灵魂要复苏，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家庭都要“生养众多”，一个国家才可能如千万牛群，齐渡红河。不然火箭上天，嫦娥奔月，对后羿来说又有什么益处。

2008 年 1 月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