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总有一座城，叫逃城。大地上总有个园子，叫桃花源。这是我们在苦难中的两种向往。在逃城，罪与罚被担当了。就像童年的游戏老鹰捉小鸡，我们躲在一只母鸡后面，被宽大的翅膀遮盖，直到这只母鸡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走出来，重新活在日头下。但在桃花源，罪与罚被遗忘了，与世隔绝既是一个理想，也是一种刑罚。人们最大化的放弃了可能性，去换取最小化的安全感。以划地为牢的勇气，把全世界抵押出去，换一个被削减的自由梦想。

领着孤儿，在中国穿越战火的真实故事，银幕上至少已改编了三部。一是 1958年的美国电影《六福客栈》。艾伟德，一个伦敦郊区的女佣，28 岁来到山西阳城传教。她在抗战中加入中国籍，护送 100 多个孤儿，跋涉千里，将他们送往西安。1949 年她去台湾，在那里继续收养孤儿。英格丽·褒曼主演了这位伟大的女性。第二部是 1994 年的台湾电影《梅珍》。内战期间，一位孤苦的村妇梅珍，家毁夫亡后，投靠了山里一间修女主持的孤儿院。1949 年，教会决定护送 20 几位孤儿离开大陆。修女摔断腿无法成行，梅珍一路护送这些孩子，颠沛数百公里，用自己的身体交换食物，打着白旗，从两党的沙场上经过。金素梅主演了这位坚忍的女性。当年在圣地亚哥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六项大奖。

《黄石的孩子》是第三部，霍格（何克）是一位英国记者，1937 年来到南京。后来成为一座孤儿院的校长，他也领着 60 几个孩子，躲避战火，穿越半个中国，到达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甘肃山丹。

影片有明星的架势。动人，但不够力量。平缓，但缺乏张力。差不多夹在主旋律电影与好莱坞模式之间，并小心翼翼地回避和讨好着历史的纠葛，左右都显为难。但我最在乎的，是这个故事被叙述的基本模式，到底是通往逃城呢，还是通往桃花源？

霍格是虔诚的新教徒，全家都是浸信会会友。母亲是甘地的朋友，一生服膺和平主义的道路。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一书，对她和孩子们有巨大影响。1914 年 7 月，英国弟兄会的亨利和德国路德宗的舒尔茨在火车上偶遇，彼此立下一个“基督徒永远不要战争”的心志，开始组建了一个推动和平主义的国际组织。霍格一家都是这个组织的积极支持者。

这些背景，浓缩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中，字幕打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馆”。画着十字架的风筝，也在每一次葬礼上飘起。除此之外，电影并不想讨论道德勇气与坚忍的来源。霍格是英雄，是我们都做不到的一种稀有品种。霍格几乎就是那只母鸡。影片结尾，当年的孤儿，今日健在的老者，一一讲述了对何克的印象。在当年的孩子眼里，何克无疑是最完美的人。但电影以此为基点，对人性与历史的刻画，却过于肤浅和浪漫化。或者说，是过于桃花源了。

对照《辛德勒的名单》，最令人揪心的不是拯救的事实，而是犹太人送他一枚戒指，刻着“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辛德勒却失声痛哭、为自己少救了一个人而追悔不已的那一幕。在逃城模式中，被救者静默无声，施救者撕心裂肺。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那只母鸡。他知道求告与援手，撒种和收割，都是被救赎的一种方式。而在桃花源模式中，被救者泣不成声，施救者心如止水。一个高山仰止，一个厚德载物。在逃城模式中，施救，使获救者和拯救者成为了同一种人。在桃花源模式中，施救的行为，却使同一种人成为了两种人。

正好看到日本电影《六千人生命签证》。半个世纪以来，地上的万族都在找寻着自己的辛德勒，作为对过往苦难的一种医治。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时，共有80 几位各国的外交官，共为 25 万犹太人签发了逃离欧洲的生命签证。其中最出人意外的两位，来自彼此为仇的中日两国。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不顾“影响中德邦交”的警告，为数千犹太人提供了签证。而日本驻立陶宛的代理领事杉原千亩，在 1940 年 7 月德日达成同盟之后，违背外务省的命令，赶在撤馆之前不到一个月时间，昼夜不停地签发了 6000 多份签证。

1940 年 7 月 27 日，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杉原千亩，遭遇到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数千逃难的犹太人，在那个早晨，聚集在这个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领事馆门口，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领使馆了。杉原经过几日的内心争战，从 8 月 1 日开始决定办理签证。他每天签发几百份，撤馆之后，在旅店里继续受理。直到上了火车，为抢时间，杉原把写好的空白签证扔出车窗，叫聚集在站台的难民们自己填写。

电影中这一幕也是辛德勒式的。火车开动，杉原掉在地上痛哭，说“为什么我不早一天作出决定”。回国后，他被外务省除名。1984 年，和辛德勒一样，85岁的杉原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的荣誉。1991 年，日本政府向杉原家属作出了书面道歉。

何凤山和杉原千亩的故事，实在比拉贝、艾伟德和霍格的故事更令我震撼，也更令我生出指望。他们相同的作为，在侵略与自卫的两国纠葛之间，不是指向桃花源，竟是指向一座逃城的。在那里，我们有可能是同一种人吗？这被典当的世界，彼此怨恨的族类，也有可能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半个世纪，以色列政府共向 2 万多名曾救助过他们的各国人士，颁发过“国际义人”的称誉。旧约里，亚伯拉罕为着所多玛、蛾摩拉两座罪恶之城，向耶和华求情，说城里若有 50 个义人，能否不毁灭这城？若有 30 个呢，若有 10 个呢。耶和华应许了亚伯拉罕的请求。但这世界实在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真正的救赎，不是从霍格和杉原开始的，这世上若没有过一位全然圣洁公义的人子，我们在霍格和杉原身上看见的，就不是一座沉甸甸的逃城，而是一个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就不是一个流泪悔恨的施救者，而是一个被“圣化”的、雷锋附体的偶像。

每个人都可能遇见自己的 1940 年 7 月 27 日。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乎那一刻我们的心意扭转。好比一个运动员在异国的奔跑中，有勇气扔掉手里那个火炬，转身拥抱流亡的亲人，失声痛哭，说，“我分离的同胞弟兄啊”。

但我们活在旧我的惯性里，不断失丧着生命的可能性。我们就会死死护住那火炬，当作自己的命根子。

2008-04-24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