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的欲望都光芒万丈，每个人的意志都摆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人类成为宇宙的立法者，开始分不清伟大与邪恶的差别。城邦的荣耀、民族国家的偶像，一座座肉体的丰碑，使台伯河畔那个古老的帝国梦，从堕落的罗马教会中脱颖而出，像恶之花一样盛开。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坏得不能再坏”的教皇，电影史上很少有他们的传记。大概只有 1965 年好莱坞的《痛苦与狂喜》，描写尤利乌斯二世，这个有三个私生子的教皇，邀请米开朗基罗创作了不朽的巨幅穹顶画，《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新教改革前的罗马，仿佛回到了二千年前诸神狂欢的世代。一面是荒淫、堕落和层出不穷的阴谋，一面是散发着肉体气息的伟大艺术。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几乎人人都包养情妇，生养众多。在整个十五世纪，没有一个教皇不是通过买卖圣职贿选而来的。除了腐败的躯壳和堂皇的圣殿，基督信仰在意大利已荡然无存。一个文艺复兴的世界，对主教们的淫乱和邪恶，怀着一种宽厚的、甚至有点如释重负的好感。而这一系列被称为“最文艺复兴”的教皇们，也无不是艺术的鉴赏者和最慷慨的赞助人。差不多一个世纪，主教们在两个世界之间犹豫不决，到底是成为凯撒的赞助商，还是继续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

直到 1492 年，罗德里格·博尔吉亚当选为教皇。这是出自西班牙裔的博尔吉亚（波奇亚）家族的第二位教皇。他贿赂每位红衣主教的巨款，使这位罗马城最富有的人也差点破产。他以“亚历山大大帝”为名，称为亚历山大六世。他终其一生，扶持四个私生子建立了庞大的权势。其中一个，红衣主教凯撒·博尔吉亚，以他的野蛮、残忍和征战的天才，28 岁就为他父亲打下了半个意大利，将一个教皇国的梦想献给他的家族。也成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最令人生畏的统治者。

这一对父子的名字，“亚历山大和凯撒”，仿佛一个咒语，预示着这个世界接下来一个几百年的噩梦——“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也归给凯撒”。从此国家主义的光荣与梦想，一直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及 1991 年，才算告一段落。

从某个角度说，人类史上，没有比亚历山大六世更邪恶的统治者了。另一位比他好不到那里去的利奥十世，这样评价他的前任，“我们被世上最野蛮的恶狼抓住了，我们或者逃跑，或者被他生吞活剥”。这位教皇妄称上帝的名，以最圣洁的外貌，施行最污秽的统治。去年以来，西班牙和好莱坞不约而同地，接连拍了两部这个家族的传记片。好莱坞的那部由柯林·法瑞尔主演，尚未公映。我看了西班牙版本，生怕好莱坞也不会拍得更好了。看这部电影，你会更理解 20 年后的新教改革，上帝在那个时代如何呼召他的门徒，扭转了一个彻底败坏的欧洲。

你也会更加认同马丁·路德对着圣彼得大教堂那个宝座发出的诅咒，实在一点也不恶毒，而是对事实的描述——坐在那上面的，真是撒旦在人间的代表。

很遗憾的是，电影中没有出现两个应该出现的人，一个是画家达芬奇，他是凯撒·博尔吉亚军队的总工程师，为恺撒设计了可装载三百多士兵的攻城器械。

一个是马基雅维利，他长期驻在博尔吉亚的宫廷里，在名著《君主论》里，他将这位被无数历史学家视为尼禄、卡里古拉一般的残暴公爵，当作理想君主的典范。

马基雅维利期望这对父子能够统一意大利，恢复亚历山大后裔的辉煌。他称这位不择手段的公爵是“全意大利最勇敢最聪明的人”。

一个教皇，一个公爵，如果再加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政治学者，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图画就更加完整了。失去了与文艺复兴的联系，这些“文艺复兴教皇”的道德沦丧与政治权术，就被电影简化了，成了我们熟悉的宫廷血腥与厚黑学，只不过从我们熟悉的皇宫，换成了我们不熟悉的教廷。那个更尖锐的问题也就被忽略了，为什么伟大的艺术与腐败的政治、堕落的宗教结伴而行？人类到底在追求什么？当年，电影大师奥森·威尔逊在《第三个人》中，曾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台词：

在博尔吉亚家族统治的 30 年里，意大利人饱经了战乱、恐惧、谋杀、血腥和暴动，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伟大的文艺复兴也在此时诞生。而在瑞士，人人分享兄弟之爱，那里有 500 年的民主与和平，但瑞士人究竟为这个世界奉献了什么？只有布谷鸟钟。

这话就像一张网络上的裸体图片，充满了试探和诱惑。就是那个古老的罗马幽灵对人类的试探。今天，我早上 7 点起床，一天都很平淡。有家庭，有工作，有祷告，有忧伤，有没有完成的事，和大约一小时的怨恨和烦躁。我今天的世界到底受惠于瑞士更多呢，还是受惠于意大利更多？我的平安受惠于文艺复兴更多呢，还是受惠于宗教复兴更多呢？

电影有节制地表现了历史上对这个家族一切丑闻的记载，博尔吉亚家的妓女裸体聚会，父子俩与凯撒的妹妹卢克蕾齐亚的乱伦传闻，为了敛财而对红衣主教的毒害，或将卢克蕾齐亚作为筹码反复嫁入豪门，又反复夺走她的丈夫。不过电影对被称为教皇的“女儿、情人和儿媳”的卢克蕾齐亚，有极富同情心的描写。

但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这对父子的凶狠无耻，而是诗人和作家们对他们旷世奇才的赞美，至今仍回响不绝。如伏尔泰曾这样描述穷途末路中的凯撒，“他仍然没有丧失的，是一种为恶人和伟人所共有的品质——勇敢”。

马基雅维利，是最后一位古典时代的政治学家。他对文艺复兴之后呼啸而来的国家主义激情，缺少一丝惊慌。也看不到神圣性从一切事物上撤离之后，所产生的恶果。他不像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的霍布斯，至少看到了一个飘荡着罗马幽灵的“利维坦”的崛起，就像海上升起的兽。又像一个被赶走的污鬼，带着一群同乡，回到了打扫干净的房屋。

亚历山大为他儿子铸的剑上，刻着一句话，“不为恺撒，宁为虚无”。当一个目中无神的教廷贪恋尘世的权柄，一个接一个目中无人的国家，也就随后粉墨登场了。1503 年，亚历山大六世中毒死去，威尼斯大使记载说，“那是人们见过的最丑陋、最怪异、最恐怖的尸体了，怎么看怎么不像人”。这话也像在说整个罗马教会。假如只有文艺复兴，没有博尔吉亚死后不久的新教改革，我难以想象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瑞士人的敬虔，因着持守安息日而造出地球上最精确的布谷鸟钟，没有从他们而来的联邦与立宪，以及从他们而来的清教徒精神与工商业文明，一个像恶之花一样盛开的世界，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

2007-7-14，写于法国大革命受难日。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