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大书是圣经普通书信的最后一卷。刚才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整个末世的氛围。比如，这里说到，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耶稣也说过，末世必有假先知、假教师出现，甚至有宗教的文化出现，能行神迹奇事，迷惑人心。在使徒书信，尤其是后半部分的书信中，表明了在初期教会前三十年到初期教会后三十年的历史，从当时的观点来看，地极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域，甚至有人说保罗想通过罗马进入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在大海的另一边，那里就是地极了。福音已经传遍了当时的地中海四界。从文化上讲，福音进入了文化。在初期教会的后三十年里，世界文化也进入里教会。因此，犹大书里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信仰与文化、福音与文化的争战场面。
一些书信里都提到里初期教会出现了异端。异端的产生，一般都是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启示，在向其他文化和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福音的反向影响。为什么中国政府对福音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特别敌对三化异象。基督教中国化，是整个中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中国的政治文化、专制文化、马列文化、儒家文化等等一个庞杂的体系，这些文化进入教会，要影响教会。当这些文化与教会的部分信息结合之后，异端由此产生。
初期教会第一阶段，按照《使徒行传》1:8的记载，教会等候圣灵降临，便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之后便进入异教文化的希腊，最后达到罗马。这期间，当教会以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为中心时，出现了第一波的异端——基督教犹太化。当时，要么是犹太教基督化，要么是基督教犹太化。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但是，外邦人是否要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犹太人，才能作福音意义上的基督徒呢？到底是基督教犹太化，还是犹太人基督化，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使徒行传》15章，在耶路撒冷大会上，在教义上有了一个结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至少在之后的《加拉太书》第二章里有所记载。彼得和巴拿巴是反对基督教犹太化的，他们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支持大会决议的，他们也坚持犹太人基督化，而不是相反。可是，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看到，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一群犹太基督徒，那些人坚持基督教犹太化，彼得和巴拿巴感到有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罪，当然可以换一个说法，是文化的压力。当他们受到族群、血缘的、文化的压力时，福音的理念，他们当然相信，但是面对压力，开始动摇了。所以，保罗说：我一看他，与福音行得不正。这里讲的就是行事为人，指彼得行出来的是与福音不符的文化，是反福音的文化，即他本来肉身中的文化，世界的文化。基督徒重生、称义，并不能代表不再受反福音的文化影响。比如说，两个中国人，一个信主，一个不信，很大时候你能很容易区分信主的与不信主的，就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行事为人有新生命的样式，比如，他们的婚礼、葬礼都不一样。可是，还有一些场合，一群中国人在一起，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还有一群美国人在一起，里面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如果你发现两群人中，信主的是一伙人，不信主的是一伙人，这就说明我们的文化使命做得很好。一般都会说：信主的中国人和不信主的中国人是一伙的，信主的美国人和不信主的美国人是一伙的。把他们区分开的第一要素，不是福音，不是信仰，而是文化。彼得，让人一看，就是犹太人，他的行事为人特色，他的身份，大过在他身上的福音所带给他新的身份。因为福音在他身上尚未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福音进入希腊，随后又进入罗马。这时在教会史上，出现了第二波的异端，即基督教罗马–希腊化。到底是希腊要基督化，还是基督教要希腊化？在初期教会大约两百年时间，已经看到与希腊基督化相反的结果：基督教希腊化。那是初代教会的主要异端——诺斯替主义。诺斯替是希腊哲学思想，并加上一些东方的神秘主义，跟他们所听到基督的福音结合之后的产物，即福音进入不同的文化，世界的文化也进入教会，甚至扭曲了教会对福音的服侍。所以，这里提出了警告，正面来说，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即回到以圣经为本，以圣灵的工作为基础，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怜悯，以怜悯为王的这个信仰，把这个信仰与很多形形色色与之似乎相似，却根本不是的各种文化，区分开来。区分过程中，有些人有疑心，有动摇，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存怜悯的心，要去救他们。这个“救”里面，救包含了我们所说的文化使命。
因为当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与福音相偏离时，教会的福音工作也必然带有护教学的特征，即保守主义的文化使命特征。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文化使命，首先是十字架的印记，其次是在宏观上，整体性的末世性，第三个护教学的特征，即一种保守主义的、护教的文化特征，即文化争战。必须与他们争战，攻破人心中一切坚固的营垒。就是指，人心中受到世界文化塑造而产生根深蒂固的心思意念，要被神的道剖开。一方面是说，主的道大有能力，可以剖开人一切的心思意念，并且攻破人心中一切的营垒；另一方面，福音指如同一个极其复杂的手术，需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工作，不可有任何差错，进入文化的深处。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那种世界文化，被称为火。文化使命，是一个拯救的工作。“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衣服也当厌恶。”世界的文化，就是沾满了情欲，被称之为火。
圣经教导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在一个末后的世代，文化对教会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强烈，充满了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福音传入任何一个文化里，传入中国文化，传到今天，我们面对的争战是什么？与福音使命紧密相联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福音化以及文化基督化之间的争战。我在这里提到一种保守主义。有人说，保守主义不是非常明确地依靠主的力量，甚至是人性中一种比较模糊的文化倾向。比如说，中国有一句古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人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景仰。怀旧也是一种文化，很复杂。保守主义是与这个世代强烈的进步主义、求新相反的文化倾向，即求旧。新的有价值，还是旧的有价值？慢一点好，还是快一点好？迟疑与审慎，是愚蠢，要被淘汰，还是优质？西方的保守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讲，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是整个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激进主义全面改造社会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的背后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开始产生于对基督教的质疑，对上帝话语的质疑，对上帝话语的基础上所形成基督教王国的质疑，便产生出一种以人为本，是被神的话语和教会权柄压抑了上千年人灵性的力量、人自尊的力量，一个井喷式的爆发，从思想运动到政治运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欧洲，人类第一次产生出一种过去人无法想象，现在人却耳熟能详的东西，即整个社会可以按照一个理想或者一个设计师的蓝图，打破再重新建造。社会不是慢慢形成的，社会对超自然上帝的护理失去了敬畏，社会可以是一个技术性工作，如同家里装修。整个社会有两千年历史，现在全部打烂，按照一个理念重新建造，好像装修似的，好像新的家一样，便有了更好的文化，更好的政治，更好的法律；通过革命和暴力，重新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从法国大革命起，世界开始建立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激进主义的社会最强大的文化。我们不可认为这个文化跟我们没有关系。之前，用多年前的老怀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今天你用昨天刚刚发布的一款新手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价值取向完全一样，文化氛围也完全一样。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思想。这种保守主义通常珍惜并且倾向于渐渐逝去的基督教文化，因为整个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是出于对基督教的反感，而保守主义是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出于对激进的进步主义深刻的怀疑。
中国人经历了这百年反复的革命，经历了反复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造，今年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仅是基督徒，开始深深地怀疑人是否可以用一种权力，用一种理想，把整个社会重新建造一次。启蒙运动催生出法国大革命，西方从此走上一条去基督教化的道路，甚至是反基督教化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法国大革命之后，又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发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本来是关于自然界的一个假设，慢慢变成了一个最强大的世界观。上帝创造万物，人类堕落，耶稣基督拯救，将来新天新地这样一个大故事，被另一个故事取代。那个故事叫进化论，那个故事叫万物在偶然中发生，是在一种不可知力量下的突变。那个假设本来是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这时变成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弗洛伊德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架构，产生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设想，产生出希特勒，从左右两个方面对整个人类社会重新进行塑造，甚至在今天西方的自由主义、环保主义等，同样是要按照一个理想重新塑造一个人类社会，同性恋也是按照一个价值理想来重新塑造社会。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个进步主义的共同特征，都具有与保守主义相反，与基督教相反的文化特质。
欧美国家故事可以分成两大段，一段是一千七百年的福音化故事，当然这个福音化故事里面有文化反过来对福音化的侵蚀与扭曲；另一段是最近三百年来的一个异教化的故事。我们今天虽然反对基督教中国化，但是今天即全球范围来讲，还有一个比基督教中国化更危险的事实，就是基督教美国化。基督教在文化上是相当的美国化，以至于我们听到一些观念时，需要费劲地辨别那个观念到底是基督教的，还是美国的。举例说明。很多人都提到说，1900年，作为一个转折点，十九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和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十九世纪早期来华的宣教士，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保守主义的基督教文化特征，基本上不会将西方文化与他们传讲的福音看作一回事，他们希望把福音带给中国。为了有助于把福音带给中国，他们也会介绍一些西方文明，帮助中国提高教育。但是到了1900年这个转折点时，西方的自由神学兴起。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认为，单单带给中国人福音是不够的，中国人要接受福音，必须要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文化。所以，使中国成为被西方自由民主更新改造的国家，与中国人接受耶稣基督，在很多宣教士那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在1900年之后来华的宣教士中，比例上有了极大的转变。在十九世纪来华的宣教士中，百分之七八十是直接从事福音工作的传道人，即直接从事传讲福音并且牧养教会的工作；二十世纪之后来华的宣教士中，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百分之六十是从事教育、医疗、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文化使者，直接从事福音传讲、建立教会，服侍教会的越来越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本土教会大复兴，山东教会大复兴，东北教会大复兴，出现了一大批本土传道人，因此形成了本土的基要派教会，本土的保守派教会。从那时起，中国教会主要的教牧领袖，主要的传道人、布道家，以及有影响的牧师，不再是西方宣教士，而都是保守派的本土领袖。而这些保守派的本土领袖，都是1949年以后中国家庭教会最主要的领袖，和最主要的被逼迫，走十字架道路的末世圣徒。很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纪之后来华宣教士，已经没有一位著名的牧师了。
在本土牧养教会的，都是本土牧师了。西方依然有大量的宣教士在中国，他们在差会里占据职位，但是，没有一位在牧养中国教会了，外国宣教士在中国教会没有一位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教牧领袖，所有宣教士加起来都不能超过倪柝声、王明道、计志文、宋尚杰等中的一位。中国教会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受现代主义、现代文化、现代性进步主义文化影响的一批教会和教会领袖，其实这批领袖在教会里属灵的地位与权柄都不是太高。而另外一批保守势力，与这个世界的潮流以及德先生赛先生疏远。到了1949年，法国大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所催生最强大的毁灭性的世界文化，就是共产主义，而中国的进步主义以及德先生赛先生所催生最邪恶的势力达到了顶峰，那就是共产党。1949年之前所形成基要派和现代派，是不同的教会文化；在今天中国教会有两个不同的基本形态，那就是文化基督化，和福音中国化。教会的文化和教会的行事为人所形成的基本形态，与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凡是紧扣，与时俱进，还是与格格不入，保持着一种批评精神，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战场。当然，从最简单的信仰来说，教会里姐妹们所穿的裙子，比世人所穿的，总是长一点点。也许有人说，这个不重要，这个算什么，欧洲社会是这样，美国社会是这样，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封建，那么落后？这就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现代性。
今天教会的文化使命就是呈现出这种具有保守性，有距离感的战场。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文化形态。在今天的欧美社会，文化全面世俗化，甚至丢掉了信仰，实行一种完全被扭曲了的政教分离，如此伊斯兰在这样的社会里全面复兴。这个世界在文化上已经全面地去基督教化。中国教会也是面临着三大现实：一个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凡事看重对权力的要求；二是以反宗教为特征的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的权威，这个权威在教会里不断地反对圣经的权威性；三是不断地反权威的平等主义，却又寻找、制造新的权威。我的意思不是绝对地全部反对这一切。但是在这末世期间，教会的文化使命，又称之为福音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便成为教会这一群人的行事为人所呈现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婚姻家庭层面，完全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的文化格格不入。在知识架构方面，在整个生活方面，教会呈现出来的是清晰的、明确的、坚决却有活泼生命力的保守主义文化。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死人的活传统，和活人的死传统。今天教会的文化使命，就是如圣经所说：他们死了，却依然因着信在说话。死人的活传统，在我们身上，因着十字架，活泼而又能力地与世界现代性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张力，呈现出一种矛盾，呈现出一种保守主义的行事为人，成为教会文化使命。
感谢主，我们已经完全展开了对文化使命的理解，有三点，第一，十字架印记的特征；第二，宏观的末世论特征；第三，保守主义的文化特征。求主在这三方面带领中国教会。因为中国教会在受逼迫中依然带有下面这些特征：一、对圣经的绝对依靠与信赖；二、强烈的末世论倾向，同样包括在伦理道德、婚姻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形态上，保守主义的特征，盼望中国教会在复兴的同时，在向西方学习不断提升我们对圣经的领受和神学教育的同时，保守这三大特征，并且在中国社会里活出以十字架为中心教会的文化形态，强烈而活泼的末世论文化形态，以及对现代性保持批评的保守主义文化特征。求主保守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