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时代，广播快成了陈芝麻烂谷。关于广播，我心里一直揣着三个动人故事。是不能不分场合，随便乱说的。一个是我岳父，多年来，已换过不下十台德生牌收音机。当年毕业甫久，脑子里尽是半夜寝室内忽高忽低的短波。我陪着老人走遍城隍庙市场，不为青龙偃月刀，就为找那台千里挑一的收音机，可以把延长天线凌空一甩，用冷战时期的技法，锁定忽隐忽现的兆赫。

然后是威廉，有一天，他坐在我面前，说生意做得好好的，为什么成了电台主持人。因为几十年前，父亲背着一个“收听敌台”的罪名，终究死在狱中。威廉几句话，流露出他一生的关键剧情。那时，他说，我就告诉自己，这一生梦寐以求的职业，就是到让我爸爸死的电台，去当播音员。

可这是报复呢，还是追求，是自由还是捆绑？威廉说，我只知道这是要做一辈子的。走的时候，我回头冒一句，说我大胆地替我岳父，向你问好。

快和电影沾边了。最后是我高中时代的电台偶像，他优美的普通话，让丘陵地带感到自己离天安门近了不少。19 年了，小林摇身变成囚徒，再变偷渡客，又变归国华侨。一位朋友说，河边有家“我的太阳”，适合结婚十年以上的那种浪漫。我去了，当音乐传来一股 80 年代丘陵地带的品格，我仰天欷歔，我青春期的播音员啊，胡汉三就这样回来了。

关于 1956 年的匈牙利，1956 年的奥运会，和眼下也有些关系。我想英国电影《火的战车》以后，体育电影的第二名就是它了。因为奥运注定不只是奥运，就看添加的是哪个牌子的防腐剂。《火的战车》说的是信仰，短跑天才艾瑞克，出生在天津，是苏格兰传教士的儿子。他前半生在田径场上为上帝奔跑。1924 年的巴黎奥运会，因为参加主日礼拜，他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在星期天举行的百米决赛。之后，更出人意料地拿到四百米的金牌，打破了刚被打破的世界纪录。艾瑞克的后半生，变成天津卫的传教士李爱锐。直到 1944 年，死在山东的日军集中营里。

这一部电影，为奥运水球比赛添加的“荣耀”，是归给了被严复翻译为“群己权界”的自由。就像中国的乒乓和跳水，匈牙利的男子水球是这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在 2008 年的北京，他们第 9 次拿到了奥运冠军。但就算再拿一百次，又怎能和 1956 年战胜苏联的那次同日而语呢。

反右运动的前一年，“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匈牙利人涌上街头，经过巷战与屠杀，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在苏联坦克面前，他们只有一支超级劲旅，就是男子水球队。卡尔西是核心球员，他说，是的，他们有坦克，但在澳大利亚的奥运会上，双方都只有 6 个人。所以他们去了。在边境上，他们的客车迎面遇见了莫斯科开来的 17 个师。美国的俱乐部开始游说这些超级球员，留下来效力。大家看着电视，问，我们还要回国吗。一个球员指着镜头，说如今那还可以算一个国家吗。

这些叙述都很好莱坞化。一头一尾两场匈苏水球赛，比水立方的门票更值。卡尔西在苏维埃的匈牙利，实在俏过今日的超级巨星。内务部长办公室的可口可乐、瑞士手表和美国香烟，对他来说一点不新奇。不过每趟回国，都有告密者。最令我情意难平的关于广播的细节，就要来了。卡尔西被秘密警察召见，深夜回家，爷爷还在收听自由欧洲电台。他问孙子，他们用家庭来威胁你吗。爷爷关了收音机，说，孩子，该反抗的时候就要反抗。

另一段电台情节，是民主政府被镇压时，自由匈牙利的最后一次广播。在历史上，先是纳吉讲话，他不是说，而是在喊：

“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接着是作家哈伊的声音，
“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
就像《华丽的假期》中的光州，布达佩斯也在绝望地等待美国的军事干预。广播曾经改变了世界，广播也曾遮蔽了这个世界。凡世界上的声音，无论音频的，数码的，插电的和不插电的，有谱的和没谱的，都是如此。曾经，人们渴望一部收音机，就像今天渴望一个代理服务器，仿佛拿到一张去天堂的门票。人们在午夜倾听细细柔柔的声音，就像倾听道成肉身的福音。

人们胸中总有不同寻常的异见。当异见不能表达时，市民们开始胸闷，有了苦毒与怒火。匈牙利的大学生们上街呐喊，一步一步地，被逼着拿起了枪。从 8岁起就梦想奥运金牌的卡尔西，原本是跟在最漂亮那个女生后面溜达的。跟着跟着，对女孩的爱，就把他心目中的水球，变成了一面冉冉升起的国旗。

但和《华丽的假期》一样，我依然看见自由的名义下，对暴力抗争的浪漫化，心中始终没有平安。安迪·瓦加纳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之前他还拍过一部 1956 年匈牙利获水球冠军的纪录片。名字就叫《自由的怒火》。但“怒”的意思，就是心头住着一个奴隶。这宇宙若有一位全然公义者，唯有他的愤怒，配称为“义愤”。

我们的义愤填膺，填的都是赝品。我们愤怒，因为我们不自由。对促成我们不自由的人，我们爱不起来。

而爱无能，恰恰就是不自由。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称为不自由吗。

当我慢慢褪去对广播电台的悠久情怀时，电影最打动我的，是另外两个细节。一是示威者在烛光集会中，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出来，领着大家唱起过去和将来的国歌，“上帝保佑马扎尔人”。二是一位神父，挡在持枪的示威者和秘密警察之间，说唯有上帝，有权施行审判。双方却在恐惧中开枪了。

人在恐惧中不能倾听，在不自由中又不能不恐惧。宇宙中唯有一个声音，既指向自由，又能黜去恐惧。就是从十字架上传来的那个声音，“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其余一切以自由为名的声音，都不能祛除恐惧。一切以安全为名的声音，都不能应许自由。

一张新闻图片，曾打动我最柔弱的部分。桥上是坦克和军人，桥下一辆驰过的自行车，美丽的恋人在后座，抱着男子的腰。我在上面写下这句话，
“但爱情如死之坚强”。

2008-9-4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