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去年拍了同名电影，好评如潮。

电影分成两截，前面有简·奥斯丁的风格，一个哥特式英国庄园的故事，塞西莉娅小姐和管家的儿子罗比的爱情，很老套、很英国。我不太喜欢那种黑黢黢的侦探小说笔法。迷人，但格局小巧。最要命的是那种斯文，给生命中要对付的苦难与罪愆，都蒙上一层“人性的、太人性的”面纱。有时构成一种张力，但至少在这部片子里，却是一种削弱。

后半截，从军的罗比把故事带进了二战的宏伟叙事，影片也转为好莱坞的叙述风格。罗比死在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最后一夜，导演用一个 6 分钟的长镜头，来铺陈大撤退的乱象。爱情和整个世界一起溃败，几个月后，塞西莉娅护士在一家战地医院，被洪水吞没。

到此为止，这只是无数令人伤感的倾城之恋，信手拈来的一出。但整部影片，其实是塞西莉娅的妹妹布里奥妮的忏悔录。滴答的打字机声从头到尾，非要刺破你的耳膜。结果不是造化弄人，是布里奥妮一手促成了这一悲剧。13 岁少女的怀疑、想象、骄傲、嫉妒和恐惧，在那个夏夜的庭院，将一对恋人活活撕开。

塞西莉娅与罗比彼此倾慕，却执拗着很少说话。那个下午，他们在水池旁口角，罗比扯掉古老花瓶的一支耳，掉入水中。塞西莉娅赌气地脱掉衣服，跳入水池。罗比转过脸去，双手握紧，攥到发白。这一幕，布里奥妮透过玻璃窗，远远地看见了。文学的想象力配合 13 岁的世界观，使她认定罗比是一个色情狂，正在欺负她姐姐。接下来误解逐步加深，直到布里奥妮在晚宴前的图书室，撞见姐姐和罗比倾吐爱慕，肌肤相接。

碰巧，当夜庄园发生了一桩强奸少女案。布里奥妮瞅见了逃跑者的背影，她向全家宣告，我知道是罗比。警长有两个很专业的提问，“你知道还是你看见”？她说，我看见。警长再问，“是否就像现在看见我一样”？小姑娘坚定地说，是的。

身着礼服的罗比带着羞辱，被拖入警车，后被送往欧洲战场。塞西莉娅也与全家断绝往来，成了战地护士。五年后，他俩客死异乡。布里奥妮 18 岁了，也成了护士，她看着一个法国士兵如何在她面前死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错，在夜里撰写了第一部小说《赎罪》。直到 74 岁，长达一生的悔恨走到尽头。布里奥妮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就是这本修改了 56 年的《赎罪》。

忏悔的议题，是很难在中文世界里遇见的。有人一辈子造孽，晚上睡得最香。有人犯下一个错，一生追悔不及。影片有一个镜头，护士布里奥妮反复洗自己的手，彷佛永远洗不干净。人会找各种缘由开释自己，但当布里奥妮在教堂，听见牧师在婚姻誓词前，对新郎新娘说，人若作假见证，上帝必不祝福他们的婚姻。她从此独身一人，写了一辈子小说，一辈子忏悔录。

在战地医院，同伴说，你一定有个隐秘的情人。布里奥妮说，我从未恋爱过。难道你从没喜欢过一个人吗——有的，我 13 岁时喜欢一个哥哥，我故意跳到河里看他是否来救我，结果他救我之后，就转身走了。

这个人就是罗比。布里奥妮对他的诬告，其中埋伏着她要用尽一生才能看清的情感，和其中怨恨的暗流。

所以这部电影不是关于浪漫爱情，而是关于无力自拔的痛苦，和自我赎罪的不可能。最打动人的段落，是布里奥妮鼓起勇气去向姐姐道歉，正好遇见罗比和姐姐在一起。罗比严厉地说，永远不会原谅她。这段落拍得恍若隔世，接着老年布里奥妮在访谈中，说出了他们死亡的真相。她说，这一幕是我虚构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我的姐姐一生和她最爱的人在一起，只有图书室里的十几分钟，和战地相逢的半个小时。

如果忏悔的对象是人，他不在了，你活着，就一直活在深渊里。因为你再也没有机会。这就是影片留给人的仰天长叹。我若是布里奥妮，我还有无可能，没有屈辱、没有愧疚地，光明而自由地过我的余生呢？或者说，他们的死，就等于对我良心的死刑判决？

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是因为忏悔的对象只能是无限者，而不可能是有限者。在英文中，“atonement”的意思，是上帝与罪人之间的和解。到底是“造化弄人”，还是人在弄人？人的确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心思负责，但塞西莉娅和罗比的结局，若在终极的意义上，是由布里奥妮的错误决定的。那么布里奥妮就绝无赎罪的可能。她但有良知，她的一生只可能是地狱。可是，这样的宇宙人生，实在不是人的一条性命，可以担负得起的。

当年奥古斯丁说到忏悔（confession）时，是指一个公开的认信和宣告。是一个类似法庭审判的场景。第一是有审判者，他倾听、问责，并施恩赦免；二要有场景的透明性，在任何有限者、包括受害人面前的忏悔，都是不透明的。人可以审判人的行为，但人不知道人的心。古人说“天知地知”，天不知地不知的忏悔，就不是忏悔，也无法成为赦免的管道。第三也是公开的见证。透明是针对宇宙万物而言的，公开则针对不特定的第三人。很多人认为，一个人的忏悔是纯粹个人主义的，是独自与受害人、或独自与上帝的关系。但在奥古斯丁的观念里，若缺乏见证，就一定没有忏悔可言。所以世上没有秘密的忏悔，这也是布里奥妮必须成为作家的原因，她的忏悔需要一个陪审团，就是她的读者。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本帐。一人一本忏悔录。但只有这三点加起来，才构成了奥古斯丁式的《忏悔录》。人若以自己为辩护律师，那只是卢梭式的《忏悔录》。人若以自己为审判者，就是常说的“良心法庭”，那是托尔斯泰式的、或布里奥妮式的《忏悔录》。值得尊敬，却少了恩典。人若以他人为审判者呢，就是巴金式的《忏悔录》，在历史、文化、道德或数量面前的忏悔，就是常说的“道德法庭”。不但少了恩典，连公义也常被民意左右，被局势遮蔽。在巴金那里，最大的一句真话，就是“毛主席伟大，但四人帮万恶”。这是一种无法清除偶像崇拜的、自我虚构的赦免。

一个见鬼的时代，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血。奥古斯丁的逻辑是，“我忏悔，故我在”；犹太人的先知以赛亚，则在倾国倾城之际，仍有预言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那个 13 岁的小女孩，却用一辈子喊道：怎么可能。

2008-1-14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