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宇宙论，决定什么样的政治哲学。《骇客》之后，沃卓斯基兄弟的新作，是一部在恐怖主义议题上立场暧昧的《V 字仇杀队》。2006 年 2 月参展柏林电影节以后，争议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这部电影把英国史上一场著名的“火药阴谋案”，搬到了假想中的极权主义英国。当年没能炸掉王室和上、下两院的天主教狂热人士盖·福克斯，戴上面具，摇身变为大众民主的斗士。最后，他利用伦敦地铁炸毁了古老的巴力门国会。影片原定 2005 年 11 月 5 日举行首映，那一天刚好是英国“火药阴谋案”400 周年纪念日。但电影对伦敦地铁爆炸案有大量的渲染与联想，而被一再地推迟。
公元 1605 年，火药，也许是当时世界的一个关键词。在英国，有一群梦想恢复天主教地位的激进分子策划炸毁议会和王室。11 月 5 日是议会大典，福克斯在 4 日晚上成功地将 36 桶火药偷运到了国会的地下室。这个阴谋却在 5 日的凌晨奇迹般地败露了，福克斯等人被处绞刑。英国也逃过了人类政治史上最大的一次恐怖策划，他们实在应该纪念这个日子，因为那批火药足以将整座国会炸毁 20余次。从此 11 月 5 日就成了英国传统的火药节，人们上街庆贺，将福克斯的人像反来复去焚烧了 400 年。
同年同月，在世界另一端的北京城，却没能避开热兵器时代的第一次大爆炸。有掌管皇家火药库的两名宦官，命令手下的工匠用铁斧劈开结成硬块的旧火药，结果造成震动京师的大爆炸。当场炸死官兵 93 人，居民死亡无数，炸毁房屋三十余间。
这两个火药事件，也许预示着近代的第一次全球化，即热兵器的全球化。从《骇客帝国》走出来的尼奥，如果不是一个救世主，就是一个革命家。那死在十字架上的若不是上帝，就是一个烈士。烈士的意思，就是另一个烈士的上线。就像在福音书中，如果耶稣不是基督，耶路撒冷就是奋锐党人的天下。换言之，恐怖主义，不但是这部电影中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时代背景。更是一种单一位格的宇宙论的必然结局。
其实这部电影，原本还有另一个令人亲近的背景，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反乌托邦”传统。这件事也很奇怪，乌托邦思想是从英国诞生的，乌托邦思想也唯有诞生在英国比较安全。翻译之后就谬种流传了。而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也都是英国人写的，如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更进一步，最近二十年来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电影，竟然还是英国人拍的。如《1984》在1984 年被英国导演搬上银幕。1985 年，电影怪才、英国“巨蟒剧团”的特里·吉列姆，拍出了他最经典的电影《妙想天开》。这部电影是奥威尔与卡夫卡的混合，对人们在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体制下的挣扎，作了最形而上的思考，并配以最奇异的画面。似乎是为了更符合我的描述，吉列姆甚至离开好莱坞，特意加入了英国国籍。
和《妙想天开》一样，《V 字仇杀队》也改编自一位英国作家的作品。耸人听闻地假设英国堕落成了一个纳粹式的极权国家，仿佛一个真实世界中的“母体”。像小说《1984》描绘的那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党和一个“老大哥”，控制了人们的一切思想。一个离极权主义最遥远的国家，一种与极权主义最陌生的政体，却在电影里被想象为一个必须炸毁国会、推倒重来的法西斯国家。乐观的人也许说，这证明了只有最自由的体制，才能容忍最恶毒的批评。但悲观的人就说，是啊，连英国也可能出希特勒，人类在大地上还有什么想头呢。想想传说中大英图书馆那两道恶狠狠的脚印吧。如果自由意味着同时产生出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同时产出暴力与非暴力。那么得胜的希望又在哪里？
我承认，影片中那个戴着福克斯面具的“V”的确很有魅力，混乱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希望。许多人面对这部电影，就像曾经面对《骇客帝国》，企图分辨出革命与反革命、或人类与撒旦的区别。然而火药的出场，意味着它们之间一切差别都可以被取消。我也承认，当“V”说出那段经典台词时你很难不被诱惑，他说“面具下面是思想，你无法杀死它，因为它刀枪不入”。几百年来，人们一步步把“思想”这个词偶像化，就像把“科学”偶像化，当作真理本身去崇拜。最终，科学主义就是神秘主义，而思想自由成了堕落的自由。无论是《骇客》里的科学幻想，还是《V 字》里的政治幻想，这个“卧在那恶者手下”的世界都是相对主义的和价值虚无的。谁有资格说谁错呢，这一貌似“政治正确”的立场，其实正是一切恐怖主义的根源。
就像那古蛇在伊甸园里的第一句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说还是没说，成了第一个相对论。夏娃回答确实说了，蛇又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上帝的话也不一定算话，这是第一个辩证法。如果连着两句都是真的，那“如神”二字难道还值得信赖吗。但亚当和夏娃还是相信了。人常说信仰是非理性的，但为什么亚当不愿相信一个绝对，却愿相信一个相对？不相信的人随时准备着相信，人最大的非理性莫过于此。
就像一个做妻子的，指着一个男人说那不是我的丈夫，是因为她自己有丈夫。而一个未婚女子说，那男人不会是我的丈夫。却不一定了。很多冤家到了后来，不也成了亲家？单从逻辑上讲，如果不认识真理，不相信真理，任何一种对真理的宣告对你而言都可能为真。怎能断定它一定为假呢？除非你已确信什么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否则你的世界永远留着空位，给各种灵魂上与政治上的偶像崇拜留下了余地。我只有在信仰中委身于真理，才知道除他以外，都是偶像。就像只有在婚姻里委身于一个女人，我才能肯定除她之外，全世界的女人都是天父的女儿，别人的妻子。
世俗的“自由”概念之所以宝贵，全在它的未婚状态。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全部含义就是反对强奸，但它本身是一种真理的未婚状态，它不知道它将是谁的新妇，于是持守着一些如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等人类理性交往的底线。这种持守，可能是满有盼望的等待着上帝（Waiting for God），也可能“只是当时已惘然”地等待着戈多（Waiting for Godot）。
沃卓斯基兄弟的初衷，有论者说，也许要借这部电影，表达对近年来英美基督教保守主义复兴的不满和逆反。但不满的地铁不开往春天，却开往了一场反人类的地铁爆炸案。“思想”二字听上去真的很高贵，但人们往往不愿承认思想的主要成分，是激情和欲望，再掺苏打水。而思想中的真理，就像水里的金子一样希奇。
欲望无敌，这基本上就是“反乌托邦”的信条。在小说《1984》中，奥威尔说，“做爱本身就是造反”，一次高潮就是对党的一次打击。温斯顿在激情过后，称他的女友“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亚里士多德曾说，理性就是对激情的克服。而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只不过是将这个世界由一种激情交给了另一种激情。这是我对沃卓斯基兄弟从《骇客》到《V 字》的评语。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人类，并未诞生出真正的“反乌托邦”精神，因为只有乌托邦才能反乌托邦，只有一种肯定才能反对另一种肯定。当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从此隐匿了，那些虚假的乌托邦你靠怎么去反呢。靠来靠去，只是一个腰部的力量。
人的罪叫人瞎了眼，看不见宇宙的起源。其实达尔文进化论的实质，就是盲目的力量，在万物中寻找着物种突变的代理人——这不也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宇宙论吗。落实到社会与政治层面，只能开出革命理论，只能拿钱去换钱，拿命去拼命。
犹太—基督—伊斯兰这三大宗教，都从《旧约》对一神论的启示同源而来。但为什么在哲学家那里，有位格的一神逐渐变成了一个唯理主义的最高理念或绝对精神，或一个形而上的“一”和说不清的“道”呢？甚至在近代以来，成为各种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因为一位上帝的三个位格，就是父、子、圣灵，只在《新约》中借着基督的“道成肉身”被启示出来。世界是一个在爱中立约的世界。上帝三个位格的内在生命关系，以及外在的创造、救赎与落实中的不同角色，就是上帝在历史中的永恒旨意。圣父筹划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落实救恩，外在的世界历史，就成为内在的救赎历史的展开。一个爱与恩典的国度超越在一个被苦难纠缠的国度之上，使救赎成为这个宇宙的关键词。但是在单一的位格之下，就算人们接受一个唯理主义的和形而上的上帝观念，人们还是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世界历史的方向就不再是救赎，而是革命和不断革命，过关斩将，去接近大地上一个乌托邦的倒影。
在那个福克斯的年代里，英国至少还有三种比他更值得尊敬的受压者。电影中，沃卓斯基兄弟用禁止《可兰经》来说明一个极权政府的性质，暗示着以奋锐党人的方式追求信仰自由的正当性。但就在火药阴谋案之前大约 50 年，著名的新教殉道者丁道尔，为将《圣经》译成英文，使英国民众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话语，而被天主教会烧死在火刑柱上。他死前那一刻，并没有说，“炸毁国会吧，英国才有希望”。他说的是，“上帝啊，求你开启英格兰国王的眼睛”。到了福克斯策划国会爆炸案时，当时英文版圣经已合法出版。很讽刺的是，这一局面恰恰是福克斯所仇恨的，也是他当时决心炸毁国会的原因之一。6 年后，那个碰巧没被他炸死的詹姆士一世，主持翻译了英文钦定版圣经，以 5 个先令的价格大量出版发行。
同时代还有另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开创了违宪审查传统的柯克法官。有一天，那个碰巧没被炸死的国王心血来潮，要亲自审理案件。柯克也没有去搬火药桶，他对詹姆士一世说，司法需要一种独立的理性，你是国王，有任命法官的权力。但是对不起，你却没有审理案子的资格。几年后，詹姆斯一世找个岔把他撤了职。柯克转而成为下议院的议员，坚持主权在议会、而不在国王的英国宪法传统。几年后，国王又解散了下议院。但柯克也没有说，“杀死暴君吧，英国才有希望”。
第三是清教徒或那些“不从国教者”。他们因持守改革宗的信仰，受到当时国教会的迫害。詹姆斯一世的母亲，天主教徒玛丽女王临朝时，短短 3 年内就烧死了 400 名新教徒，在历史上留下“血腥玛丽”的称呼，到今天变成了一种著名的鸡尾酒。詹姆士一世是新教徒，但他反对政教分离，坚持必须由国王任命主教。他的口号是“有国王才有主教”，要求每个清教徒宣誓承认国王的最高宗教权威。清教徒们也没有使用火药，他们远走荷兰和美利坚，成为“天路客”，为人类留下清教徒的伟大踪迹，也在北美留下以圣约原则建立一个立宪政体的传统。
英国有清教徒的传统，有古典自由和立宪政体，恰恰在于它颇为固执地走在一条与“火药阴谋案”相反的道路上。这部电影为福克斯做翻案的文章，不仅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的相对主义激情，也是导演从《骇客》系列一脉相承的世界观。电影中 V 的颠覆计划也很有意味，他第一年先炸毁了伦敦的老贝利法院，当那个著名的蒙眼女神像倒下，意味着他要自我举荐，担任英国的最高大法官。第二年再炸国会，乃是行使他偷来的审判权。马丁·路德曾经在反对再洗礼派的德国农民战争时说，“革命就是对上帝的叛乱”。革命是罪的继续，而不是罪的挽回。托尔斯泰也在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上，引用圣经《罗马书》，题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对上帝作为审判者的顺服是认罪的一部分。因为凡认罪的，都是在审判者面前认罪。所谓革命，本来就是恐怖主义，就是不承认有一个高于自己的裁判权，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于是决意自我伸冤，担任人类的最高裁判官。
耶稣曾保护一个妓女，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但二十世纪的人类舞台上，一个一个不认罪的人，却硬着心拣起了越来越大的石头。电影中的“V”的形象，其实是罗伯斯庇尔与马拉的一个混合。趋向马拉的那一面，使他看起来饶有情趣，他的优雅甚至缓解了暴力的令人不适。某种无政府主义色彩也冲淡了暴力的专制主义内核。但趋向罗氏的那一面才是 V 的深渊。他在密室中练剑的镜头，如一种强迫症，显出复仇动机下的苦毒有多么深，又多么无能为力。他试图爱上艾薇，也试图模仿正义，却始终不能胜过满心的杀气。
如果杀人是正义的，为什么心里这么苦。如果审判是公义的，为什么大革命中的刽子手亨利·桑松要偷偷出城，四处找人为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做弥撒。为什么法国的最后一个刽子手，74 岁的费尔南·梅索尼埃，在晚年创办了“正义与惩罚博物馆”，并给每一位读者写下相同的签名，“我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被人们记住”。他说，如果我可以选择重来一次，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神父，或一个研究刑罚史的学者。我不要是刽子手。
罪的意思是偏离上帝的道。罪的极致，是每个人都当自己是最高大法官。别以为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或一种“我行我酷”的个人主义。这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只是一种傲慢和残缺的宇宙论的结果而已。无论 V 的造型有多酷，飞刀舞得多圆，也无论《骇客》中的“子弹时间”有多慢。我们生命的处境，就如《箴言书》所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真正的希望没有火药味，真正的受难者在十字架上。真正的英雄永远是效法基督的人，丁道尔、柯克或那些天路客们。
沃卓斯基兄弟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噩梦，就像太多的电影，太多的小说，太多的新闻。但我知道我将如何被惊醒，因为我盼望着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每个人的泪将由咸转甜，每个人的罪将比雪更白。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